由于中产者相对富有，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享有较高水准的生活质量，拥有较为轻松良好的工作环境，凡此种种，就会使他们对现实生活与现存秩序相对比较满意，这种温和的保守性，使他们对社会对立与社会矛盾起到缓解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保持即存秩序稳定的重要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又并不完全满足现状，因为他们的利益往往受到钱权交易与官僚系统中的非法行为的侵害与不正当的阻碍，因此，他们希望社会民主制度与法制的进一步完善，以此来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希望有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与机会。正因
为如此，一方面，他们希望变革，另一方面他们又反对激进革命或否定现存体制与秩序，正是以上两方面因素结合，使中产阶级往往是渐进温和的改良政治的支持者。
与中产阶级相比，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却恰恰相反，他们充满强烈的道德激情与正义感，容易产生全盘改造现实的“乌托邦情结”。所谓知识分子，指的是这样一种人，这些人受过高深的人文教育，习惯于通过抽象概念来思考社会问题，同时又拥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文化知识与信息来源，因而对社会问题与弊端更为敏感。这种知识与敏感相结合，使他们自愿地承担起以关注社会、改造社会、改良社会为己任的道德使命。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他们对中国的激进革命选择确实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当今社会，出现了这样一种新的现象，一方面，发展中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困境，如贫富分化、官员腐败、社会不公与种种矛盾，使传统的观念型知识分子有了以道德理念的话语权利来进行诠释的巨大机会，这就会使他们追求完美的“乌托邦情结”仍然有着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世俗化过程，又使那些崇尚务实与稳健，但缺乏道德激情与社会批判精神的中产阶级不断强大起来。
中国在现阶段的进步，实在需要这两种人的相互补充与支持。如果每个中国知识分子能在保持他的道德热情的同时，又能以一个专业人员那样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学家和诗人的方式来考虑中国问题，如果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求得自身发展的同时，能多一点社会关怀，中国就可能一方面避免以激进的乌托邦来主宰人们对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又会以渐进、稳健、务实、妥协与宽容的精神，来选择我们民族的前途。
(原载8月9日FT中文网，作者萧功秦，本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