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卫生局9日公布，本市卫生局已接到举报商业贿赂电话22个、信件87封，接待群众来访3起。卫生局同时强调：“红包”不属商业贿赂，不在打击商业贿赂及其收缴账户范围内。市卫生局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解释说，商业贿赂是生产厂家、医药公司和医疗机构之间的不正当交易行为，而“红包”则是指医患之间收送的礼金。收送“红包”属于不正之风，也要认真进行治理，但与商业贿赂是不同性质的问题。
笔者估计这首先是一种政策性的说明：奉劝各位，今后别再把红包当成商业贿赂向我们举报了。
假如北京市卫生局与法学专家们关起门来，对病人送医生“红包”是否属于商业贿赂的课题进行研讨，按说倒也没什么，因为来自病人的红包和来自医药、医疗器械厂商的回扣的确有某些不同，进行负责任的、审慎的讨论，是科学、合理的法规制定的基础；而一旦予以“公布”，也就具有了舆论导向意义，且这种“导向”是自愿的、主动的、有意图的。笔者有一点不解：关于“红包”性质的认定以及归属，既是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事关民生的全国普遍性大问题，无论已研究清楚还是尚待探讨，都是一个严肃的、全国性统一的“口径”，怎么能通过一个城市的卫生局出面“导向”全国舆论？尽管北京是祖国首都和政治中心，但面对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法律问题，也不宜通过北京市的卫生局向全国给出答案。
环境舆论常常是多元的、复合的和“非理性”的。例如，某种看法、说法尽管不全面甚至很不正确，但只要说的人多、重复得次数多、说话者的社会影响力大，就有可能增长此种论调在环境舆论中的分量乃至成为舆论的主流。官方说法对一种环境舆论的影响力、作用力之大，更是人所共知，这正是环境舆论的效应。
“红包不属商业贿赂”的说法将营造出怎样的舆论环境，并将导致怎样的现实后果，完全是可以预料的。从原先的红包是否属于商业贿赂的理论、法律“困惑”状态，到“红包不属商业贿赂”确定的主流舆论的形成，首先影响到的会是什么？当然是接受红包的医生们的心态和行为。虽然官方“一查到底”的口气似乎并没变，但既然红包已从法律(商业贿赂)的“筐”里被挪到了“不正之风”的“筐”里，接受红包者肯定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愉快感觉。对于“红包”，大多数医生也许并不存在索要，但在病人与医生巨大的强、弱势落差之下，一旦受之者更坦然、更欣然，送之者绝对会更积极、更慷慨。“不正之风”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字眼：回顾以往，整顿行业不正之风、党内不正之风的“运动式”活动进行过若干次，而实际效果均不能令人满意。原因很简单，“风”是一种来无影去无踪、弹性极强、边界很模糊的东西，而对待“风”，能采取的遏制措施无非是批评教育或启发个人的党性自觉、道德自觉，更严重者充其量也只能进行内部行政处理。而医生收红包，无论从收取对象还是负面影响看，都绝对是“外部”的。
一旦“红包不属商业贿赂”的说法经由北京市卫生局而成为全国性舆论、再由环境舆论而变成全国性统一法规之后，将以怎样的思路、方式予以遏制和治理，人们拭目以待。(刘以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