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
“未来住宅保障体系中的实物补贴可能将分为三个等级：廉租房主要面向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家庭；租赁型经济适用房面向低收入家庭；限价商品房将面向拆迁户或无房户”——这是建设部官员日前向记者透露的未来住宅保障体系新方案。（《第一财经日报》8月9日）
无疑，经济适用房“以租代售”，是该新方案的一个最大亮点。之所以出现这种改变，上述建设部官员向记者解释：一方面是由于，“一次性的出售令经济适用房制度缺乏退出机制”；而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不断需要拿出土地来建设经济适用房，由于经济适用房的售价不包括土地成本，仅包括一半的配套成本……令政府不堪重负。”
通过“以租代售”建立起经济适用房的退出机制，实现其循环利用，从而满足更多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这样的解释当然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为政府在住房公共服务上“减负”，也能成为经济适用住房所以施行“以租代售”的理由吗？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政府为经济适用房建设“拿出的土地”，原本就是全民所有的公共财产，以公共财产服务于社会公益——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何以会成为负担，并且“令政府不堪重负”？更重要的是，为社会提供诸如经济使用住房这样的公共服务、福利，本来就是政府的天职。为履行公共服务职责，政府“拿出土地来建设经济适用房”，牺牲一点自身的经济利益（土地出让金），谈何重负？
统计显示，截至2004年，全国累计竣工的经济适用住房为300万套。虽然，孤立地看，这并不是个小数目，但如果考虑到全国家庭总数，以及其间众多低收入家庭的经济适用房需求，这样的经济适用房建设规模显然并不充分。相比与从其他房地产项目中获得的经济利益，这一部分投入恐怕也不能说是“令政府不堪重负”。
更重要的是，即便是这些数量其实有限的经济适用房，在现实中，由于受制于“购买对象失控、建设标准失控、监督环节失控”等制度环境，也并没有都真正“适用”到最需要它们的居民手中，诸如“住着经济适用房，开着高级小轿车”之类的现象，在各地屡见不鲜。乃至一些时候，经济适用房的建设、销售沦为开发商、官员们渔利、腐败的工具。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存在上述问题，才不断出现彻底取消经济适用房、用廉租房取而代之的呼声。
实际上，笔者之所以对经济适用房“以租代售”背后的“减负”说辞，感到忧虑和不放心，另一个重要理由还在于：从历史经验上看，类似这样的“减负”思维，往往会使原本基于民生公益的公共政策扭曲走形，甚而成为一些部门推卸公共责任的借口。
还以经济适用房制度为例。据悉，当初在对经济适用房进行定位时，就曾有过“租售并举”的建议，之所以最终决定“只售不租”，一个重要背景是，“与当时拉动内需有直接关系”，“当时钢材过剩，只有盖房子才能消耗这些钢材，而经济适用房也被作为拉动内需的一种手段”。（《南方周末》8月3日）
“拉动内需”、“减轻政府负担”，这是多么让人耳熟的词句。如今被普遍认为“不成功”的教育、医疗领域改革，当年，不都曾用过这种堂皇一时的理由吗？于是，大学急速扩招、教育产业化如火如荼，催生学费飞涨；公立医院被“甩手”、只给政策不给钱，导致以药养医、医疗费用暴涨。
殷鉴不远。因此，面对经济适用房“以租代售”的住宅保障体系新方案，在支持与欢迎的同时，对于“减负”思维下，可能潜含的公共政策异化风险，也不能不有所警惕和防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