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与小贩，我们时代这场由来已久的猫鼠对峙，以最残忍最极端的方式上演：小贩崔英杰将一柄尖刀刺入了北京市海淀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的脖子，而理由仅仅是想抢回刚被没收的一辆三轮车。一次城管执法行动，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一个失去了生命，一个面临法律的制裁。当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来到李志强父母家，向李志强同志遗像鞠躬致哀时，8月15日《中国青年报》再次提出了那个已经多次被提起的沉重话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是啊，我们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城市呢？北京的宣传是：要建设宜居城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善之区。而“宜居”与“和谐”几乎也是所有城市的宣传口号和奋斗目标。“宜居”之前提是每个人都拥有在城市生存的权利，“和谐”之“和”由“禾”与“口”组成，意即每一张“口”都有饭吃；“和谐”之“谐”由“言”和“皆”构筑，人人皆能言，也就是谁都有主张权利的话语权。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城市”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复杂，这个理想中的城市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人人都有生存权，人人都有饭吃，人人都能主张权利并能自由表达。
从理想走入现实，不难发现其中的差距，而这个差距也正是城管与小贩之间没完没了的猫鼠对峙之源。一边是城管队员屡遭暴力抗法，被打伤，甚至献出宝贵生命；另一边是城管暴力执法的消息不断传出，搜索一下“城管打人”出来的信息有27万多条——城管与小贩之间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让他们不惜频繁暴力相向？原因正在于，我们的某些制度断绝了这两种人之间的“和谐”可能，“饭碗之争”把他们分裂成了对立的“敌我”两个阵营，正如毛寿龙先生所言：小商小贩保住了“饭碗”城管人员就会丢了“饭碗”，反过来城管队员端稳了“饭碗”，小商贩的生存就面临着困难。
换句话说，我们当前的城市管理理念，本质上是不容许城管与小贩在一个城市里和平共存的。似乎城管的本职就是要消灭小贩，而小贩的生存前提是必须对付城管。面对生存，他们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并时刻有被激化的可能。
这说明我们的手段和目标实际发生了背离：在现有经济发展条件下，创建“一尘不染”城市的手段，只会距离“宜居”与“和谐”的目标越来越远。既然“宜居”与“和谐”，不容许我们把城市变成富人的天堂，而把穷人全部赶出城市；那么，在穷人的生存权利与城市的整洁形象之间，我们就必须做出选择：是选择前者的“真宜居”与“真和谐”，还是选择后者的“伪宜居”与“伪和谐”？
在圣诞节前的一个月里，德国汉堡等一些城市的市政厅前的广场上会搭建许多临时木板房供商贩经营，老百姓就在小摊上喝啤酒吃面包。这显然是对人之生存权的一种尊重，而这种尊重在我们很多城市管理者头脑里却被“城市形象第一”取而代之了。
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就在李志强牺牲的地方，第二天又有新的小贩占据了崔英杰的位置——人总是要吃饭的，这是天性，不让人吃饭必然是要出问题的。让每个靠劳动吃饭的人都能生活下去，这是最根本的“宜居”与“和谐”。
南方网 舒圣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