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3%的科技工作者用了“严重”一词来形容现在的学术不端行为，仅有12.3%的人认为学术不端行为仅是个别现象；某些著名学者很容易拿到重要的科研项目，自己根本没那么多时间去做具体研究，就会把项目分解发包出去给别人做；个别名气较大的学者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今年负责项目审批和经费发放，明年又会参加项目申请。这样一来，科研的资金就永远在几个人中流转，这些人几乎把持了他们所在学术领域的绝大多数科研资金。如果其他人想涉足这一领域，只能给这些著名学者“打工”。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华杰说
，国家对科研经费的投入逐年加大，但“包工头”现象在科学界却越来越普遍。(8月21日《中国青年报》)
这则报道，部分地揭开了我国“第一生产力”疲弱的病灶：在项目资金成为推动科研进步的主要手段的前提下，科研工作的排序严重倒置———项目第一，学术第二。由此带来的，是科研工作的评判标尺也随之倒置：研究成果不再是首要的考核标准，而被迫让位于拿到项目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境中，名气和既有地位就成了项目的有效置换物，而科研资源也由适当倾斜变为集中流向学术名人手中，并在资金的辅助下，形成一定程度的科研垄断。
垄断通常会导致资源的低效甚至无效运作，这是经济学常识，而事实告诉我们，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科技界。一个难堪的例证是，在我们作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正确论断20多年后，科技创新仍感乏力。相反，晚于我们10年开始自主创新的韩国却比我们拥有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相对落后有很多原因，但自主创新的第一链条科研领域的落后是不争的事实，科研垄断造成的学术浮躁、竞争无序，是重要原因。
辩证地看，科技界的“包工头”并非全不可取，一些项目的“外包”更有利于突破。但是，如果“包工头”成为一种现象，成为事实上的科研垄断，对我们的科技发展可谓危害多多。首先，科学研究容易异化为项目研究，而偏离了终极目标；其次，延缓了科学界应有的新陈代谢，创造力强的上不来，创造力弱的下不去，损害的是科技界的生命力；而最终损害的，是科学的生命力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
显然，科研垄断的形成与资金的不合理分配有关。要真正推动科研进步，除了物质激励这一“手”，还需要别的“手”，即科研体制创新。改革科研考核体系，让科研资金流向下移，使基层和中青年科研人员获得研究权力是应有之义；此外，应植入科研良性竞争机制，除了科技界内部竞争，应切实鼓励企业成为另一个科研主体。一句话，一个市场化的科研体制，更加透明、公正和有效，也是革除科研弊端的可取途径。 ■徐立凡（燕赵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