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
记者最近在山西古交市采访发现，在太原到古交市的公路上，围绕车辆行驶速度，当地司机和交警盛行一种“捉迷藏”式的测速“游击战”——在一段宽阔的下坡路段，交警将限速标准设定为25公里，然后“把测速车藏在农民的小院里、桥墩后、路边拐弯处，甚至藏在玉米地里，不让司机发现”；而为了避免交警的测速罚款，在这些路段，司机不得不把车
速降到20公里，“像乌龟一样爬”，或者高价购买专门对付交警“电子眼”的“电子狗”，随时提防交警的电子测速。（《中国青年报》8月22日）
在公路上，司机和交警成为冤家，因违章与罚款，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应该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这种冲突竟至于发展到双方相互处心积虑、斗智斗勇进行“游击战”的程度，就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这一测速“游击战”，究竟测到了什么？
我想，它测出的，应该是罚款经济腐蚀下执法目的的严重扭曲和异化。为什么交警如此费尽心机地忙测速，并且定出匪夷所思的25公里限速标准？答案当然很简单，无非是为了扩大“超速”罚款的执法空间、增加执法的收益、利润，正如报道中指出的：交警们抱怨，上边给的罚款任务太重。
照理，诸如超速罚款这样的行政处罚，只应该是维护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全的一种手段，具有某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分。现在倒好，罚款由手段而目的，为了“方便”罚款，甚至不惜人为地制造违章。于是，原本作为目的的交通秩序，自然也就成了牺牲品——“每小时25公里，骑电动自行车的都比我们快”。如此通行效率，作为现代交通方式的公路运输，意义又在哪里？
其次，这一测速“游击战”，测出的也是在执法经济肆行泛滥环境下权利处境的艰难。本来，从法律条文上看，乱罚款等执法违法行为是早已被明文禁止的，可现实中，在执法利益的强势支配下，这样的法律禁令，并没有得到真正遵守。从此前安徽灵璧县发生的交警敛财“食物链”，再到眼前的山西古交的测速“游击战”，都是很好的证明。
这种背景下，作为执法经济食物链最底端的受害人司机，除了私下里被迫与警察玩“游击战”之外，很难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当然，这样的选择不是没有代价和风险，比如经济代价，“电子狗”2000多元一个，在太原经常脱销；再如安全风险，为了把在限速25公里路段浪费的时间抢回来，当地司机不得不在其他路段选择高速行驶。如此飘忽不定的“游击”式行驶方式，背后隐藏的安全风险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