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漳县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在不久前，“为了宣传当地的旅游文化资源，发展旅游市场”，县政府却举全县之力整整筹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搞了一场明星演唱会，邀请了蒋大为、程琳、青春美少女组合等歌手助阵。(8月23日央视《焦点访谈》)
这是要花很多钱的。但漳县将近20万人口，年财政收入1380万，属于典型的“要饭财政”，从哪儿弄这么多钱呢？县政府的办法很老套也很有效：摊派。“学生、老师和全县干
部职工又是出钱，又是出力”，最可怜的是那些来自大山里贫困家庭的中学生，他们每人被摊了48块钱，“我们两个星期的生活费就够了”。
在这一事件当中，县政府在追求政绩的强烈冲动下，滥用公共权力，其行为几近勒索，这里暂且不论；“学生、老师和全县干部职工”在不受制约的权力面前既无反抗的意识又乏维权的能力，其情可悯，其懦弱可恨，我也不想多说了；我想追问的是在这类事件当中经常被忽略的第三方：明星。他们究竟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正是明星们的到来，给县政府的摊派行为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而且他们也的确拿走了那些从穷孩子的牙缝中挤出来的钱的大部分。以明星们的江湖经验，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漳县的民众没有能力来“消费”他们的表演。
有人可能要为明星们抱不平，说他们的身价是市场形成的，他们和漳县的交易也符合“交换正义”的原则，因为他们并没有强迫漳县和他们交易。
这种说法听起来好像无懈可击，但明星所以是明星，就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可以产生远比其他社会成员更大的影响，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他们的行为有强烈的外部性。凡是会产生外部性的行为，无论其主体是企业还是公民，都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起责任。如果其产生的影响是不利的，那么即便是暂时不能通过法律的手段来对其进行惩罚，他们也应该受到舆论和良心的谴责。
具体到漳县的这次“摊派追星”，明星们行为的外部性有哪些呢？我认为至少有两条：一条是经济上的，国家级贫困县的居民在他们演出之后变得更加贫困了，有穷学生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无钱吃菜，只能顿顿吃“开水煮面条”；再一条社会风气方面的，明星们的行为传递了一种自私的价值观：只要我能够赚到钱，别人的死活与我无关。
在“摊派追星”事件中，明星们的行为，其实也是整个精英阶层行为的一个缩影，即他们都习惯于借口“市场”而不愿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但这样做对社会、对他们自己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会不会毁掉他们赖以生存的“市场”？他们应该认真考虑一下。邬凤英(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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