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洋军
8月11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就党政干部任期、交流、回避等三项规定中一些人们关心的问题，专访了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其中，张全景说：“我有一个看法，现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并例举，“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或加一个副职，甚至没有副职，现在讲克服官僚主义，减少事务
，减少应酬，就这么一种体制，怎么克服，怎么减少？现在这么多人既增加了开支成本，又滋长了官僚主义。”
采访中，张原部长对记者的提问，回答得可谓中肯，亦可谓语重心长。应该说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等几个法规性文件，再次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供了制度保证，使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了更深入的视角。但是，如何扭转“官多为患”局面，如何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应该还是任重而道远。正如张原部长所言，事实上，由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构筑的制度基本上是健全的，但如果束之高阁，就成了一纸空文。比如选拔干部的条例、规定都有，但是落实不好。现在有些地方的“一把手”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经常用的一个词是“当班长”，其实这是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书记要当好‘班长’，这只是一个比方”。现在把后面的“比方”忘了。现在的许多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干部问题。
从张原部长的这一番“直言”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6月12日说过的话，教育本来就是公共产品，中国绝对不能按照市场经济办教育，“发展教育只能靠政府，政府就得花钱”。但是，令人深思的是，我们的那些政府“要员”们在当初在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说出这一番番振聋发聩的“直言”来？为什么大权在握的时候不说，而到了退下来后才“直言不讳”呢？难道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作为小老百姓的我们，是无法妄自猜度的。但至少暴露了一点，党内敢于“实话实说”的同志实在是太少了，“说真话”、“办实事”的氛围实在是太淡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应该说，党内的很多问题，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而是这么多年来由于抓落实的力度不够，使得很多原本是浅层次的问题逐渐变成了一个个难以革除的“毒瘤”。加之，我们的很多“官员”有着一种“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使得惩处变得越来越弱，使得问题变得越来越深，也为“破冰”改革带来了越来越大的障碍。
当前，党内缺少的不是健全的制度，而是健全的干部；缺少的不是“破冰”的机器，而是“破冰”的勇气；缺少的不是说大话、说狠话的官员，而是敢于“说真话”、“说实话”的氛围；可怕的不是存在问题，而是不敢正面问题乃至解决问题。
与其退下来后才说，为何不在任时就说；与其问题出来了再“亡羊补牢”，为何不谋划在先，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但愿，我们的每一位同志在为两位老领导的“直言”叫好的同时，能够对照并反省自己，“我说实话了吗？我办实事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