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华
时隔几日，心中仍放不下在一家教育媒体上读到的《被拨快的时针指向何处？》一文（《中国教育报》8月28日），总有些想法在脑海中冲来撞去，终于耐不住性子说上几句。
文章中的几句话触动了我。“应该说，提前开学这一做法并非平度首创，也非平度独有，所以人们对这个在全国乡村城市不断演绎的普遍现象，几乎熟视无睹。”于是，就有了“似乎提前开学在这里已经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根本不足为怪”，“这样的逻辑，使得提前开学这一无奈之举，更似一种集体无意识在全国许多地方蔓延”。换言之，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这种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事物，却以合理合情的方式在全国各地存在。
如果我们分析事情的原因，会听到相同的论调：只要是中考、高考存在，我们就得全身心地乃至死命地抓应试技巧。“体制就这样，临时改变不了，我们只能这么做。”
几天来，当我试图挖掘这种话语体系里隐藏着的东西时，几乎每一次都要想到阿伦特的话。
20世纪60年代，阿伦特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组文章，题为《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在这几篇文章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像阿道夫·艾克曼这样的纳粹军官，尽管他们参与屠杀了大量的无辜平民，具有的只是“平庸的恶”。
熟悉世界历史的人知道，在那几年中，艾克曼主要负责向集中营运送犹太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吉普赛人——他在组织把这些人送往地狱。后来，他在受审中给自己辩解时反复地强调说：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德国的一名普通公民，他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当时的德国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只是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而已。因此，在这个体制中，艾克曼所代表的恶，不是每个运作成员个人的恶的简单累加，而是一种从上而下，被动丧失作为人的良知的集体之恶；个体在这种社会旋涡中难以清醒地把持自己。
另外，阿伦特认为，艾克曼之所以为虎作伥，就是因为他失去了判断是非的思想能力。因为当事人都是平常的社会成员，都可以深陷其中，把自己作为个体的人完全同化于国家体制之中，服从国家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与反道德、不人道与反人道、不科学与反科学。于是，当事人就成了这种国家体制的忠实的实践者。正因为此，一些当事人便“可以”凭借国家体制，来给自己洗脱“不作为”的罪名与骂名，为自己进行并不成立的辩护，从而解除自己的过错。但是，恰恰是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合情合理的可以推卸的过错，正造成了一种人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平庸的恶”。
再来看平度的提前开学，似乎不可以将其“恶化”，毕竟外因过于强大，平度只是惊涛骇浪中的扁舟一叶。但也要看到平度出现这一举止，完全是他们自己的意识控制下的作为，红头文件就是他们想法的直接体现，简单的几句托词，掩盖不了真正的意图。
再往深里看，导致平度提前开学的因素，正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教育品格不够高、教育远离生命、教育守不住灵魂的原因所在。毕竟，教育对生命的追求，不是对社会许下的让学生接受所谓的良好教育的轻松许诺，亦不是对学生眼下的学校生活“过得”成功的简单兑现，而是要引导学生在现实的生活中，提升和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这样，教育才可能不断超越正在我们身边蔓延的“平庸的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