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深圳罗湖区某环卫公司工人罗某突感身体不适，支撑不住，向当班的管理员余某申请病假。罗某称，余某不准，于是他忍辱下跪，不料余某竟提起他衣领，双方发生冲突，余某手指骨折。工人称是余某自己不小心被自行车刹车夹伤。而余某否认，称是被罗某打伤。目前公司判定医药费由罗某承担，罗某不服。（2006年9月9日《南方都市报》）
余某的指伤是如何造成的，或许只有当事人心里清楚了。令人费解的是环卫公司不
问具体过程的处理方法。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一方为逃避责任进行自残，是不是也可以将责任推给对方？而关于跪请病假，环卫公司的态度甚至有些冷血，以一句“罗某个人的过激行为”草草定论。
有这么简单吗？
具体而言，公司对下跪的定性有两点，一是“个人”，二是“过激”。我们不妨据此分析一下。所谓“个人”，就是说该行为完全是罗某自主性的举动，与他人无关。的确，下跪是罗某的自主行为。却并不表示与余某无关。5点就要下班，如果不是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罗某会在4点50分请假吗？但在余某那里，考虑的只是还有10分钟，却没考虑罗某能不能坚持住（事实上，有一些过劳死的职工，可能就是因为坚持那几分钟而使生命枯竭）。这就迫使罗某考虑，用什么办法才能请下假来。硬走已经失败，语言也不可能打动余某，在他可选择的范围内，恐怕只有下跪了。男儿膝下有黄金，恐怕再冷血的人对此也不会无动于衷。再说“过激”。对过激一词，词典的解释是“过于激烈”。罗某的下跪过于激烈吗？在公司看来是，因为“公司一直反对这种做法”。在余某看来可能也是，因为下跪在他那里是无效的，甚至适得其反。但在罗某那里，这只是他谋求请假的最后一线希望，是一种理性的算计，却不存在对别人任何的攻击性，又怎能称得上过激？
如果不是有特定的诱因，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个人”之“过激”而给别人下跪。环卫工罗某如果不遭遇管理者的不通人情，不会出此下策。重庆渝中区聋哑女大学生熊小芸，如果不是求职不断碰壁，也不会向招聘人员下跪。类似事例还有交警为疏导交通给行人下跪等等。不同事例具体的情境会有所不同，但有一点上必定相通，那就是被跪者和下跪人权利的不平等。跪请病假，是因为管理者掌握着批假权，而请假者遭遇不公却很难通过其他渠道维护权利；跪求工作，是因为职场上用人单位是强势一方，而对于无处不在的歧视，我们却办法不多；跪求行人，是因为法难责众，作为执法者，特定情境下也会成为弱势一方。
所以，面对下跪，我们不要轻易定性为“个人过激行为”。事件相对两方可能存在权力大小，但是，在权利上必须是平等的。否则，这类事例就难以杜绝。
作者：王希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