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在三联书店开了一次讲座，题为“现代中国的文人学者”。《新京报》以“警惕学术专业化潮流”为题进行摘录与采访。
陈平原先生不仅身在学院，而且对大学的历史与现状有着专门的研究。笔者作为一名“自学者”，多年来既受“不专业”之苦，也颇得杂读之乐，对于他所提出的问题，竟也有所感悟。
学术专业化的成因及其历史沿革无须多言，其与近现代化的过程息息相关也已成定论。而在当代科学迅猛发展的前提下，学术专业化既起到巨大作用，又使这种分工难以恢复初始状态，百科全书似的人物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这一点，陈教授也很清楚。他坦言：“晚清以后，专业化是主要潮流。”“我们现在不太可能回到原来的状态。”可见陈教授的意思并非否定学术专业化。但是，既然学术专业化不可避免，且其主流地位实难撼动，又何必再行“警惕”呢？
当然，陈教授的真正意图或在于提请注意学术专业化的负面后果。比如，陈教授认为学术专业化造成文（章）与学（术）的分离，进而导致“现在连人文学者也都不会写文章”。问题是，人文学者不会写文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罪于学术专业化？试问：十几年的基础教育下来，学者还不会写文章，怎么能够怪罪学术专业化？毫无疑问，会写文章无疑（至少）是人文学者的基本功，有所欠缺的话只能证明学者水平低，而不能把账完全算到学术专业化头上。
陈教授还认为，学术专业化使得知识分子除了自己的专业，别的一概不知，“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对人类的命运、历史和社会都不关注，这是很可悲的”。这或许是当前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现实。但我认为，国内（人文）学者埋头当鸵鸟，更多是由于缺少“兼济天下”的情怀所致，而非学术专业化让他们无暇他顾。比如，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萨义德的学术研究并没有妨碍他跑到中东地区“扔石头”，难道国内学者真的是将大量精力花在学术研究上，从而不闻窗外之事？果真如此那倒还罢了，毕竟学者是否愿意在专业之外发言，应被视为一种个人选择，当予以尊重；但国内学者大抵并非如此，据我观察，更多是处于“两头不靠”的情形。所以，对于学术专业化导致学者公共责任缺失的观点，我是表示怀疑的。
如何不成为固守一隅的“专家”，而是能够有所超越，成为既专且博的（像陈教授提到的金克木先生那样的）“杂家”，确实值得探讨。但在国内（人文）学术界，这更多涉及教育体制以及个人才识如何培养的问题，仅仅从学术专业化层面来谈，不无隔靴挠痒之感。因为，在学术分工背景下，倘若有着自由的学术环境以及鼓励更为多样化的教育，并不难培养出才情兼备的学者。金克木等之所以有所成就，也并非“学术不专攻”，而在于免受格式化教育之困，进而个性得以尽情挥洒。
总之，学术专业化固有其弊端所在，但当前（人文）学术界的真正问题不尽在此；而从整个时代状况来看，企图颠覆学术专业化更无异于蜉蚁撼树。因此，与其大谈警惕学术专业化潮流，实在还不如多倡导学术自由等实质性问题。东方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魏英杰 刘景 任大刚 单雪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