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卫视的《变形计》，导致毁誉参半的评论铺天而来。抛开商业运作不去谈，单看他们将农村贫苦孩子和城市有钱孩子互换这个设计思路，就是直接切准了目前中国阶层分布的现实格局。
在《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看来，一个不平等社会结构中，如果一切机会都均等开放给所有人，并且有利于最弱群体，那么它依旧是正义的，否则，就是不正义。现阶段中国
这两种情况并存着：农村孩子有权利获得义务教育，并且有机会读大学从而寻求在城市落户的可能，从这一点看，它是正义的；同时，农村家庭拮据的经济条件让他们难以长期供养孩子读到大学，并且攻读大学的投资风险是不确定的。
不可否认，中国现在已经存在阶层的差别，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基础，但接下来，怎么让这不平等处处正义，则是和谐共建的重要任务。然而，有关这方面更多的理论资源我们准备得并不充分，所以当湖南卫视将城乡巨大落差给具体化到两个家庭时，一些学者盛赞这个节目，说它有利于人们进行换位思考。但他们完全忽略了一个更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人为制造的机会均等，只能证明目前实际上并不均等。媒体在这上面改变不了什么，它只是利用了目前这种不幸的局面，将贫富分化本身作为一个纪录片样式的生活秀，如果那些学者不是从中看到真实的社会样貌，而只是从表象出发去挖掘文化意义，那么这样的生活秀给我们带来的效果将是残忍的。
可见，它并非是马克·吐温笔下的浪漫故事《王子与乞丐》。今天的湖南卫视出于商业目的，可能也仅仅只是为了完成一个戏剧故事，然而，从网上发表的评论看，很多普通老百姓朴素的眼光倒是比学者看得更准，因为他们凭常识就看得出来，这个戏剧故事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实悲剧。中国面向机会均等的国家制度从古代就有。科举制度曾一度有效地让社会底层的群体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并让各个阶层发生少量而可控的流动。这种官僚选拔制度今天则部分演化为大学教育体系。考中状元的梦想，到了现在，按高占喜这孩子的意思，就是“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走出大山。”
我们且不管这脉传承下来的大学教育制度，在今天凸现出来的利弊各是什么，但它的确提供了一个让阶层进行有序流动的途径。而湖南卫视这种做法，虽然看上去很有人情味，也的确是客观上解决了高占喜将来上学的费用，但它体现的恰恰是一种不正义的阶层流动方式。因为类似高占喜这样的情况全中国有那么多，但并非每个人都参与了湖南卫视著名的海选机制，这种类似侠客劫富济贫的做法，不过是对不均等现象的一次体制内反映。如果这样的节目能够被盛赞，那只能说明，在中国的舆论层面，对什么是正义的不平等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中国今天的教育资源依旧捉襟见肘。面对农村教育巨大缺口，不去努力增加资源投放量，同时加强选拔制度的科学性和公正性，而是任凭媒体在那里玩阶层互换的彩票游戏，这只会给现阶段阶层流动的有序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本来，城市吸纳大量外来劳务人员，以及向农村大学生发放助学补贴，是能在人力资源分配和阶层流动上起到重大作用的，但现在湖南卫视根据收视率而非能力均等和机会均等，将阶层互换强行引入到阶层流动中，把其实深深牵动社群空间稳定的阶层互换给放大传播，这却对社会动荡提供了不小的共振能量。
面对城乡贫富日益加剧的现象，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去解决它。但是，无论如何，湖南卫视用这种彩票机制来揭示这个现象，并不是个好办法。可以说，这个节目办得越成功，越说明这个社会的公众对贫富差距现状的关切。如果说它有什么优点，那么，这算是一个。
东方早报特约评论员 七格 刘景 任大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