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丁立
中美日前宣布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意味着双方关系的发展已达新的高度，也意味着双方必须以新的沟通方式来讨论并处理两国关系所面临的大量新的重要问题。
新的机制将着重就“战略经济”而不是“经济战略”进行对话。论及我国的经济战
略，是指国家在改革开放的大前提下，采取符合国情的发展整体规划和措施，以促进经济提升。而战略经济则要抓住经济发展的核心部分，在战略高度上看待并处理经济发展的内核，在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处理好其中的关键，确保各自经济的顺利前行甚或转型，确保双方经济关系的持续稳定，保障中美对未来经济关系的共同预见能力和可管理性。
中美尽管相隔太平洋，但两国经济结构的现阶段互补仍然有力地促进着双方经贸和投资关系的发展，而地理位置相对更为接近的中俄和中印之间的双边贸易，均只有中美的十分之一左右。中美两国对彼此物产和服务的巨量需求并因此形成的强劲经贸关联，不仅改善了两国人民的民生，还有力地稳固了双边关系，为北京和华盛顿关系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有益增量。
伴随着中美更加紧密的交往，两国关系也出现了许多发展中的问题。中美贸易数额的持续上扬和贸易往来的失衡，就是一对日益明显的双生现象，值得双方高度重视。这样一个现象，反映了中国产品在美国大受欢迎，这本身是好事。但两国贸易不平衡长期居高不下，终究给双方经贸带来摩擦，成为整体稳定中的局部性非稳定因素。个中原因，相当复杂，包括了美国限制对华高科技输出等。但以中美贸易当前的规模，双边贸易失衡并非美国不够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转移所能解释，而是涉及了双方经济制度和经济文化等结构性的因素。
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焦点，已经调整到经济方向。经贸失衡、汇率改革和知识产权保护三个美方最为关注的棘手问题，反映出中美在经济和金融制度上的重大分歧。近日访华的美国财长保尔森，更透出美国关注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重大信息。后者触及中方的金融和经济安全，比起前述三个表观矛盾更要深刻。很难想象，中方对于开放自己的金融市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竞争准备。
然而这个挑战，却又是我国经济改革所不可回避的。在经贸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我国已经在同国际经济体系的合作中取得了重大收益，并在相关的多边国际经济、贸易的金融机制中同其他国家分享着彼此的主权。当我国经济更加强大，当我国经济体制更加完善的时候，接受境外资本对我国经济和金融事务的参与，将逐步进入我们的议程。面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太平洋两岸的这两个重要国家需要建立适当平台，就双方关系中的核心经济关系进行战略对话。
中美关系深厚复杂，不仅存在着牢固的经贸纽带，也存在着各种在交往中不断涌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两国已经总结出“分类对话，整体发展”的经验，即就商贸、经济与科技等方面建立双边联委会，及时解决各种问题，而不允许任何单一问题阻碍了整体关系的前进。这样的对话，在官方层面已经高达常务副部长级（即已经进行了两轮的中美战略对话），在民间和半官方层面更是不胜枚举。而中美启动战略经济对话，意义更为深远。这一对话的等级将提升至部长甚至副总理级，是两国核心决策者的对话，权威度自不待言。其讨论议题，将直接触及各自经济之核心，并采取措施厘定中美经贸和投资关系的未来，调整利益分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发展势不可挡，一靠顺应大势，积极改革开放，二靠世界合作，相互提供生产发展要素。相对而言，我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得益更多，国际地位进步更快，新的世界秩序朝着更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为确保这一进程不会中断，我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及时调整，以积极灵活之势塑造未来，就是我们的任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承载着这个使命，我们在对话中失去的是陈旧的经济体制，得到的将是世界经济新秩序以及我国在其中的突出的竞争力。（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