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失误”由谁埋单？正在向社会征求意见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引起了各界关注。在日前举行的一场有大专院校、厅局监察系统、纪委系统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上，广西法学会秘书长韦以明一针见血地指出，“行政机关不存在集体决策的问题，只是集体研究、讨论，只有首长才能决定问题。决策错了，应该由行政首长个人承担责任，其他人不存在连带责任。”(9月27日《人民日报》)
近年来，因决策的随意性、盲目性、功利性甚至缘于掌权者个人的某种私利所作的“权力”决策，造成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半拉子工程”比比皆是，但有关部门在处理这类“失误”事件时，大多以“好心办坏事”为由，轻描淡写地遮掩了过去。不管“决策者”因失误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只要不触犯刑律，都会在交一次“学费”之类的堂而皇之借口下不了了之，很少听说有谁因决策失误而被问责的。这就为一些领导干部在决策上“有恃无恐”打开了“放心之门”。
按理说，一项重大的决策的出台，本应该经过千锤百炼、千证万考的，为什么还会“失误”频现？其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决策的个性色彩太强。在很多时候，领导个人的兴趣、好恶、意志成了决策的主导力量，决策者的自由裁量权越大，失误的潜在可能性也就越大；二是决策的随意性太强。该集体研究的少数人说了算，该班子成员决定的由个人拍了板；三是决策的盲目性太强。不管不顾地超前，贪大求洋，靠想当然的“前景”上项目，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不仅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同时它还严重败坏着政府官员的形象，成了政府官员逃脱责任的盾牌。更让人担忧的是，决策失误往往还与“腐败”相伴而生——独断专行的背后常常是营私舞弊、见利忘义……从民间流传的“既怕领导贪污，更怕领导失误”的顺口溜中，我们不难看出百姓对这种“潜规则”的深恶痛绝。好在中央已经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提出了建立决策失误追究制度，这无疑是给那些决策失误者敲响了警钟。
更让人欣慰的是，目前全国不少地方都在对“决策失误”痛下“杀手锏”，并出台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好办法。如湖北省宜城市推行《领导干部决策失误赔偿制度》，决策失误不再是以前的“花钱买教训”，而是要赔偿经济损失，直到赔个倾家荡产；深圳市更是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因决策失误导致重大损失的应引咎辞职；在江苏，大凡决策前，总要先听听政协的意见，这已成为江苏各级政府的共识；上海则成立了一个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决策咨询委员会”，以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水平。
由是观之，给决策者套上一条问责“紧箍咒”，让他们为自己的“失误”埋单，既是市场经济及其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基础制度建设，不失为医治“胡乱决策症”的灵丹妙药。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一种约束、警示和惩戒，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的监督。因此，对那些决策失误者，必须按照党纪国法严肃处理，该判刑的要判刑，该没收财产的要没收财产，该撤职的要撤职，千万不能简单地以决策“失误”、花钱买教训而了结，更不能混淆罪与非罪的界限，以规避法律责任的追究。
如此“冤有头，债有主”，“吃不了兜着走”，才能使那些决策班子或者个人在决策时怀有足够的敬畏，在决策中慎之又慎，减少盲目性、随意性，增强责任心、科学性，最大限度地降低决策失误的产生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