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菲
10月11日闭幕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而备受瞩目，更激发出华夏大地民众的空前热情。怎么构建和谐社会？如何推进和谐社会？各地正按照六中全会精神在思考、在作出具体部署。
值得注意的是，在六中全会刚闭幕的12日，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联合发布《北京市和谐社会指数监测报告》。报告云：收入超过万元的高收入阶层“幸福感”却很不确定，而年龄在36岁至55岁的“中流砥柱”阶层“幸福感”在所有人群中最低。与郊区县居民相比，城市居民的“幸福分值”平均要低4.5分。(见新华网消息)这个报告怎么监测出来的人们不得而知，但一出笼就受到广泛质疑。
更为离谱的是，近来媒体有一篇报道说，目前英国的新“经济基金”搞的《幸福全球指数》报告，对全球173个国家及地区做了一次“幸福”排名，中国人的幸福程度排名第31位，比日本(第95位)、韩国(第102位)、新加坡(第131位)要幸福。(见《广州日报》2006年10月14日)诚然，这类“和谐社会指数”或“幸福指数”给人们的印象是“离谱指数”。而同样令人关注的问题是，许多地方政府已展开了“幸福指数排名争夺战”。因此，有时评发出这般感慨：那种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畸型政绩观，曾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注水GDP”，而现在，谁又能够保证，地方政府对“幸福指数”的排名争夺，会不会制造“注水幸福指数”这样的软指标呢？(见《中华工商时报》2006年9月29日)
其实，在某些统计部门出台的“和谐社会指数”或“幸福指数”背后，已折射出一种令人不安的躁动。
首先是对“和谐社会”目标认识的糊涂。对于“到2020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公报概括为九个方面。“九大目标”涵盖了从物质生活改善到文化道德风尚养成，从民主法制完善到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建成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可以说，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社会工程，绝非收入增加或是居住自然环境改善那么简单。把一项系统的总体的社会工程理解为某项生活指标，就令人有以偏概全的误导之嫌。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六中全会公报使用了“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这句话，意味深长的。不管从建国57年来的探索实践，还是改革开放近30年的成功经验分析，构建和谐社会是艰辛的奋斗过程，也是党和人民需要付出代价的过程。因此，六中全会提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就是务实之言，警醒之言。它提醒人们，构建和谐社会不可能是一蹴而就，不能在某个项目某个指标完成就大功告成，就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就可以自吹自擂。更不能低估构建和谐社会工程中的社会矛盾复杂性或对此掉以轻心。
其实，在所谓“和谐指数”、“幸福指数”的背后，隐约又见形式主义的幽灵。形式主义是国人的老相识，“大跃进”和“十年文革”中的形式主义就使人们尝尽了苦头。因此，对形式主义，绝大多数国人表现的是本能反感。但是，形式主义的幽灵不散，与某些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却息息相关。可以说，哪里有形式主义，哪里必定会滋生官僚主义，反之亦然。而今，一些官员未认真对六中全会精神进行认真学习深入理解，未作一番艰苦调查，就急急匆匆做起“和谐指数”，就“如饥似渴”般投入“幸福指数”的“排名争夺战”，其浮躁由此可见一斑，而这种官僚习气更令人担心。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和谐，各级官员就面临着与形式主义的一番较量，需要与浮躁作风官僚习气彻底决裂。
虚浮误国，务实兴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的是艰苦奋斗作风，需要的是求真务实精神，不需要远离实际脱离人民群众的所谓虚无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