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正在修改的《村委会组织法(草案)》中，将增加一些新的内容：比如成立选举监督委员会，聘请选举观察员，有专家认为此举的作用是用外部势力来保证村委会直选的公正性。根据以往的经验，我对此持悲观态度。原因很简单，这会导致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谁来监督选举监督委员会，谁来监督选举观察员？
选举观察员制度广东就进行过试验，我曾亲自目睹过观察员眼皮底下的违法违规的
选举。在志在必得的既得利益集团看来，搞掂个把选举观察员是再容易不过的事。
从表面看，《村民组织法》在规定农村选举问题上有着完善的实施细则，但为什么问题却驶向了一个必须要进行修正的边缘呢？
学者党国英曾就“中国农民缺乏合作精神”的论调进行过批判。他说，中国农民的合作传统，可以由史学家写出一本大部头著作。但其中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政府控制和农民合作此消彼长；政府控制越严密，农民的合作越困难。
这种说法其实可以套用到中国农民的民主自治上来：政府干预控制与农民民主自治此消彼长；政府控制越严密，农民的民主自治就越困难。事实就是，中国农民并不缺乏对民主政治的热情和对乡村政治文明的向往，而是缺乏愿意为他们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外部力量。换句话说，村民的民主自治的核心价值实现，其前提是农民自由、自主、自治地开展社会活动。
显而易见，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工作对于现时的一些农村干部，或者这一道路的实施者来说，都意味着重重考验。
我们知道，农村的民主选举只发生在由几百到数千人组成的自治单位行政村内，村里的老百姓对上级政府给予选举监督，对被选举人的了解、认可甚至期待多半是靠乡土亲情之类的道德纽带所维系，而这种基于熟人社会的信任与期望一经破坏，就难以再度取信。所以，市面上就难免会出现诸如“中国农民缺乏合作精神”这样的论调。
新农村建设的一大难题是：在目前这种乡村政治生态情况下，农民很难自由、自主、自治地开展乡村民主政治的活动，要选拔出具有一定素质，并能够站在村民的立场上去想问题、办事实的村干部更是困难。而一个村级单元中，没有一个好的村干部和领头人，新农村建设就变成了一道难题。
据近日发表的《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2006)》蓝皮书说，上海、北京、天津3个直辖市的农村受大城市的影响巨大，其新农村建设的起点水平远远强于其他地区。事实就是如此，只要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越近的地方，其新农村建设的起点水平一般都会高于周边地区。这里面有一个普遍的规律是：政治文明的程度越高，新农村建设的水平就越高。(张晓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