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草案），首次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构成性骚扰的5种具体形式作出界定。（10月26日《新京报》）
界定的5种性骚扰行为分别是语言骚扰、文字骚扰、图像骚扰、电子信息骚扰、肢体行为骚扰。立法专家指出，在地方立法中对性骚扰具体形式进行界定，增强了法律法规的有效性。但也有专家认为，只有客观的表述，而没有主观的规定，单纯界定性骚扰形式也无法提
高法规的可操作性。这显示了法律解决性骚扰问题的力不从心。专家相反的见解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相反的专家意见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指向：私人的权利保护。而这正使防范性骚扰的核心问题。
从法律规制的角度，不难看出上海市界定5种性骚扰行为的积极意义。但这是一种对性骚扰的窄化理解。由于性骚扰成为深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是公众的性权利意识被现代文明所唤醒的结果，而窄化的结果很可能在另一个层面上导致对私权利的漠视，使得性骚扰问题脱离实质，而成为一个现实中敏感的男女问题。
与窄化相对立的方面就是泛化的理解。不过泛化容易导致这样的后果：不要和任何人谈论、涉及与性有关的任何话题。笔者以为，性骚扰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还必须有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的干预，必须放在权力关系和上下级关系中来看待，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法律规制性骚扰，是人的地位平等和权利平等所带来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揭示了法律维护人的私权利的平等、尊严和不可侵性的本质。但是应明确法律规制性骚扰行为的中心在于人，在于对人的私权利的保护。但规制应当有所限度，这一限度就是权利保护和社会其他效用的共同必要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