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智商、才华、能力、体魄都超人一等”的严介和太过沉迷在给他带来了荣耀的过去中，以至于看不清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中国的国有企业要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要发展，政府、法院、银行、媒体的溺爱，却只能带出一个个永远也长不大的痴呆儿 “胡润的魔咒”又一次应验。曾以125亿元身价高居“百富榜”第二位的严介和开始陷于重重困境，很有可能，这位原打算明年隐退的“大富豪”，却连今年都过不去了。
危机降临前，很是喜欢到处宣讲经营之道的严介和开始放风“民营企业太没有地位”、如果他做的是国有企业，那就会继续做下去、希望自己的退出能够引起大家的思考，云云。如今回头来看，这些哀兵姿态虽未能引起法院、银行和媒体的“思考”，但还多少有一些其鸣也哀其言也善的味道。
严介和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地位？他自己欲说还羞，以笔者小人之心度之，多半还是艳羡于国有企业可以借了不还、再借不难。平心而论，严的这种不公平感并非全无现实土壤。
在很长时期内，中国的银行体系不恰当地扮演着“第二财政“的角色，即使是在名义上的商业化后，国有银行仍然将70%以上的贷款资金廉价投放给了国有企业，由此导致的不良贷款最后却以国家救助的形式一次次予以勾销。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国有企业之所以普遍效率低下，最大的原因即在于预算软约束，而这种软约束并不仅仅止于缺乏人格化的产权主体，像真正的财产所有者那样关心国家财产权的损益，另一条很重要的预算约束，也就是来自外部债权人的硬性约束，在中国扭曲的金融体制下，其实也是名存实亡的。
我们再看民营企业的情况。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资金短缺更多地带有局部性、歧视性特征，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即在于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获得的金融支持偏少，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却大得多。这种金融支持与实体经济间的不匹配，一方面，严重遏制了高效率部门发展壮大从而使总体经济受损，另一方面，因为必然出现的“多追少”局面，又会大量形成寻租求租的空间，近年来金融大案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便在于此。
某种意义上来说，大量制度诱因造成中国的民营企业同样带有难以克服的“国企病”。近期有研究表明，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为7.5年，笔者认为，除了不时与闻的问题富豪骤然落马以外，更多的民营企业好景不长，其实也是因为与国企类似的预算软约束。具体来说，在产权构成上，家族式、集权式的安排缺乏必要的制衡；在外部监督上，民营企业说不清道不明的资产来源、资金流向经常处在“见光死”的尴尬境地中。
所以说，严介和反复提到媒体对于他的“伤害”，其实来自根深蒂固的受虐待心理，植根在他内心深处且不时外泄出的诉求其实已经扭曲为两条：一是能够像国有企业一样轻而易举地，最起码也是想还就还、想不还就不还地占用贷款；二是如果不能取得国企那样的特权，外界就只能对他的经营进行吹捧而不能有丝毫质疑。不客气地说，我们在张爱玲小说中那些童年不幸、所以“作天作地”的哀怨女子身上经常能够看到此类情况。
主动也好，被迫也罢，怨天尤人的严介和终究就要退出舞台了，而他想要的地位也永远不会给予他了，因为中国的改革历史，就是中央计划体制时代沿袭下来的旧规则如何被逐渐修改的过程，自称“智商、才华、能力、体魄都超人一等”的严介和太过沉迷在给他带来了荣耀的过去中，以至于看不清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中国的国有企业要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要发展，政府、法院、银行、媒体的溺爱，却只能带出一个个永远也长不大的痴呆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