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建华
10月30日下午，世界著名物理学大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在东南大学大礼堂给众多学子做了一场演讲。讲座结束后，针对学生问的“如何看待大陆的大学教育”这一问题，杨振宁表示从本科教育和社会贡献这两方面而言，即便是中国一般的高校都很成功。“我一直坚信，中国高校对中国发展作出的贡献，远远要比美国最好的高校对美国作出的
贡献大。”（《现代快报》10月31日）
虽然杨振宁在讲座过程中，也提到中国研究生教育与国外不少国家存在差距，但从去年在乌鲁木齐说的“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到现在的中国高校对国家贡献比美国大，给人的感觉就是：关于中国教育的好话似乎都给杨振宁一个人说光了。
其实，如何看待中国教育完全是他个人的自由，其说中国教育的好话并非毫无凭据，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公共场合对中国教育说一些有偏袒性色彩的话语，似乎有些不妥。
知识分子在享有种种“特殊待遇”的同时，就应该履行其公共的义务，站在公众的立场，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评议保持其应有的公共性及批判性。事实上，公众对杨振宁所说的“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赞成的声音寥寥，对其所说的“中国高校对中国发展作出的贡献，远远要比美国最好的高校对美国作出的贡献大”，则更是口水相向。
笔者认为，杨振宁之所以喜欢说中国教育的好话，主要是因为他本身是中国教育少数的既得利益者，无形之中成为中国教育正面的代言人。这或许正是当公众抱怨中国大学教育收费过高、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一系列教育弊端，而杨振宁老先生却高唱“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的根本原因吧。
笔者一直期待着，像杨振宁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享有话语权的同时，能够从公众的利益及立场出发，对现实问题多一些批判，少一点奉承和拍马屁。这不仅是公共知识分子公共性及批判性的体现，更是中国教育与公众之大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