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去重阳，又到西方的鬼节。两个节日有两种热闹。一边，向来有重阳登高风俗的广州人，齐聚白云山，今年盛况不减当年；一边，因为可以扮鬼脸疯玩的万圣节契合孩子爱玩天性，在孩子中大行其道，且被更多商家嗅到商机。有人感叹，重阳节不敌舶来的鬼节了。
其实，中国也有鬼节，日子在农历的7月15日，但此鬼节非彼鬼节。西方的鬼节又称万圣节，传说当时人们相信，故人的亡魂会在这一天回到故居地，而活着的人则惧怕死魂来
夺生，人们就在这一天熄掉炉火、烛光，又把自己打扮成妖魔鬼怪把死人之魂灵吓走。中国的鬼节，又称“盂兰盆节”或“中元节”，本是印度佛教徒为了追荐祖先举行的“盂兰盆会”，因合乎中国追先悼远的俗信，于是益加普及。两个鬼节，对象都是先去的亡人(鬼)，但一个源于对鬼的“怕”，一个源于对鬼的“敬”。两种态度，伴随科学发展与思想启蒙演变而来，人类对世界的越发客观、理性，到今天，前者的娱乐化气氛日重，后者仍旧未脱窠臼——明知无鬼，还在祭鬼。且庄且重，隆而敬之，年轻人自然会远远回避：这有什么好玩的？这种情势，正如有论者所言，西方的“鬼文化”玩笑成分多，而中国文化则是“敬鬼神而远之”。大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鬼节被舶来的鬼节压倒的原因。
为鬼神而存在的节日，在中国还有很多，而“鬼神”所主宰的文化现象在广大农村则更有市场。《瞭望》周刊最近一篇文章指出，在我国一些农村，类以集资修建庙宇、烧香供奉和驱鬼跳神为特点的“民间信仰”活动有增无减。其合法性难以定位，成为游走在娱乐、迷信和宗教边缘的一种社会存在形态。福建民族宗教事务厅一位官员也表示，目前，这种群体性的以各种节庆为载体以对各种鬼神信仰和崇拜为核心的大型民间信仰活动，在许多地方有升温的趋势。
面对这个趋势，当喜当忧？要看它能不能给农民兄弟带来好处与实惠。修建庙宇、烧香敬鬼，若非富商财主捐款，从来都要从羊身上拔毛，向农民伸手。农民手中的钱本来就不多，拿来用于生产生活已经很紧张，再遭到“鬼神”的摊派，应该不能算什么幸事。好比一个穷人，生活拮据，还要天天掏钱烧高香、求发财，长此以往，什么时候才能脱贫？如果这些钱，能够用来改善村容村貌，投资农业项目，则又是一番场景，它能给大家带来收益，带来发展。
更可悲的是，一些基层地方政府对这样的迷信活动也视若平常，不管不问不引导。有记者前不久在甘肃省某县温泉乡采访时发现，该乡田家河村村委会门口的宣传墙上公然贴着“田家河敬神收支公布”，而乡政府、村委会对此事不以为然。有的学者甚至说，人们在信仰的神灵前添油上香，是所谓“心意”的体现，钱多钱少完全是自愿，属于施予和捐赠性质。由此可见，西方的鬼已经“现代化”了，我们的鬼还是压在一些“现代人”——尤其是生于现代社会的农民——心头的精神磐石。
认识的混沌不清，直接决定行为的效应和后果。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观念的“新”，知识的“新”，文化的“新”。鬼神信仰在农村的升温，是封建迷信和陈旧文化的泛起，它从侧面暴露出新知识、新观念的缺位，其基础是教育的缺位导致的国民素质低下。新农村建设需要具有新知识和新文化的新农民，可以说这是决定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关键。因此，抛弃落后的迷信和文化，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道首先要越过的坎儿。(王文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