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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礼伟:民主是国家崛起的首要条件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01日10:26 南方报业网

  中国观察之庄礼伟专栏

  最近央视隆重推出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给了国人又一次机会来思考中国如何发展成为一个伟大、先进、文明的国家。通过对世界近现代史的观察,不难发现,一整套优质、先进的制度是国家平稳、持久崛起的最重要的基础条件,否则虽有一些“崛起”的表象,但往往无法持久。

  当民主(它的核心硬标准是自由选举)被看做是一种制度工具和“政治方法”时,也有许多人担心它对国家崛起会带来负面作用(他们可以举很多生动的案例来说明这一点)。而在下文中,笔者试图以一种较积极的心态,以国内的“海选”现象为例,来说明民主其自身也有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甚至也有劣质与优质之分,从而在“民主不是一天就能建起来的”和“不能超越国情”这类非常正确的话语之外,应当允许每天在民主实验、民主训练方面,都有一点点作为、一点点进步,从量变的积累走向质变。我们可以通过实验、训练、改错来建立优质的民主制度,来确保社会的和谐与国家平稳而持久地发展。

  “娱乐民主”的实质仍是娱乐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些时髦的大范围“海选”现象,大致上有两类,一类是以“

超级女声”为代表的娱乐业明星海选,制造了一批“平民明星”,上演了若干灰姑娘穿上了水晶鞋的奇迹;另一类是海选行业或地区内的模范人物,如“十佳民警”选举和“大庆市‘十五’期间最具影响力人物”选举。

  这两类选举的共同点是:都是声称通过“自由投票”而非“官方内定”来完成选举,同时又无一例外地引发出机构操纵、一人多票、“付费选举”(如1元1条的短信投票和搞出“天价报纸”的买报投票事件)等等疑云乃至丑闻。

  由于是有竞争的差额选举,选举结果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激发了人们的投票热情(投票人往往会被告知:你手上这一票非常重要!)。在“超级女声”这种马拉松式的“从地方到中央”的逐级选举活动中,那些“国家级”的娱乐新星,都是经由粉丝们的短信投票推抬上来的,更让许多积极投票者有了强烈的“参与”感和成就感。于是有的媒体就欢呼起来,将“公民社会”、“民主实践”等等加冕到这些事件上。

  这些纷纷出现的海选,确实可看做是民众公共生活的热身操练。海选这种形式让渐露疏离状态的民间社会突然间又“串联”起来,粉丝会、后援会等等,让久已远离公共生活的人们找到了身处“共同体”中的感觉,并且还是跨单位、跨职业、跨地域的共同体和人群联盟,这种状态和激情原来何曾遭遇过?不能不感谢短信和网络!

  不过,这些大量出现的“海选”以及媒体的过度报道与评论界的过度诠释,掩盖了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实质性选举”仍有待拓展和完善这个事实。海选娱乐明星与海选公职人员(如人大代表、各级政府首长)是不一样的,前者最多对你的心情有影响而已,而后者的能力强弱、品德高低却能影响你的实际利益;并且在现代政治文明规则下,一人只能投一票,不能一人投50票。因此对照起来,“娱乐民主”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说其实质仍然只是“娱乐”,或者更质而言之,是“商业”。

  优质民主从日常训练中来

  尽管“娱乐民主”对动员人民熟悉、参与公共生活有一点点帮助,但不能过度拔高其意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今后我们政治生活中的实质性选举也延续了“娱乐民主”中的种种弊端,如金钱操纵、程序粗糙、盲目追星,那么就会成为一种“劣质民主”。

  从台湾的经验与教训来看,它在政治变革方面虽然取得了一系列了不起的成就,但离“优质民主”仍然有相当的距离。这不仅体现在其政治制度的设计仍有缺陷,也体现在选民的素质良莠不齐(以至于买票卖票、人身攻击、民粹主义情绪泛滥)。众所周知,选民素质不能拿来做不搞民主建设的借口,但选民素质无疑是应该逐步有提高才对。如果选民的选票很容易被收买,如果选民对候选人的评判能力不足,都会导致粗糙乃至劣质的民主。

  那么,高素质的选民从何而来?只能是从普遍、持久的日常民主实验、民主训练中产生。当我们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时,表明大家都具有能适应和操练民主的素质。如何使民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只有当不同意见之间的和平、平等辩论广泛地存在,只有当不同候选人之间能够展开守法的君子之争,只有当夫妻之间、家庭内部都能平等协商,单位和社区的重大事项都能交付全体人员公议或代议机关代议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民主成为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说我们已经是高素质的选民。

  自由选举是民主的核心标准

  民主更应当是一种精良的制度。要建设这种精良的制度,就必须有牢固的社会基础,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一种有效的基础。市场经济早就让人们学会了用脚投票,就拿娱乐市场来说,人们基本上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购买唱片或

演唱会门票,这就是自由选择。商业机构或官方机构硬捧出来的名不符实的“明星”,终归是要被市场淘汰的,这就是民心向背。市场经济的普遍实践和普遍训练,推动着人们根据自身的利益做出独立思考并且“斤斤计较”,从而推动着大批参与型公民的产生和其他方面的制度变革。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有不少徒具形式而没有人民实质性参与的“民主”制度。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惨痛的教训。如果立法机构的立法过程成为垄断利益集团剥夺弱势群体的盛宴,却又是以“民主”、“投票通过”的方式来进行的,这就需要对这种制度进行改错和纠偏,尤其是要强化对立法者的监督。而最好的监督办法,既包括确保媒体的监督权和人民的知情权,也包括实行自由、公开、差额的立法代表选举。

  在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实验和训练是必不可少的。可以在某些市场经济较发达的省市的较高层级立法机构中试办竞争式的直接选举(而不是间接选举),给予候选人充分展示自己能力和主张的机会,也给予选民通过手中选票来表达利益诉求的机会。由选民自发联署举荐候选人,应当成为一种值得鼓励的方式。当自己心目中的候选人没在候选名单中时,谁愿意去投票?因此,由选民自发联署和公推优秀的人大代表候选人,是优化立法机构的重要途径。现在大学里陆续实施了干部公推、公选、差额竞争制度,尽管在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上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显然是一个值得肯定和鼓励的民主训练过程。

  在现代政治常识中,广泛而自由的投票选举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础和重要的判断标准。“娱乐民主”中的短信投票只是让大众娱乐了一回,但我们可以期待,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随着大量的日常民主实验、民主训练的普及和积累,优质的民主制度一定能够逐步建立起来。

  (作者系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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