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志罡：香港、新加坡的地产经验皆不足取

　　□冀志罡

　　承认失败是一回事，看清失败的原因则是另外一回事。大多数时候，人们很容易就失败本身达成共识，而对失败原因的总结则大相径庭。

　　香港的地产发展经验就是一个范例。它成就了许多世界级地产企业，例如新鸿基地

产、和记黄埔、长江实业、中原地产与戴德梁行等，这彰显着其成功；另一方面，香港过半数居民住在政府建造的狭促房屋内，房价像过山车一般大起大落，负资产一族时不时上街游行一番，却也暴露了香港地产失败的一面。

　　一个问题，通常有两种以上的药方。因为对问题本身的看法大相径庭，方案往往南辕北辙。对于香港楼市的问题，许多专家开出的药方是，少学香港，多学新加坡。难道新加坡很成功？

　　新加坡住房制度的重点，是所谓组屋和强制

　　这算什么成功经验呢？用纳税人的钱建房，再卖给纳税人，看不出公平在哪里，效率就更无从谈起。确实没有开发商从中赚取利润，但这种模式不是等于政府做开发商吗？开发商用自有资本投资，好歹还承担了风险，这政府的买卖可是旱涝保收，凭什么说就一定比开发商做得好？

　　新加坡是袖珍国家，若将之搬到中国，顶多算一个中等城市。一个中等城市的经验，就大大咧咧推荐到泱泱13亿人口的大国，太草率了吧。

　　没有人否认新加坡的经济成就。但就是李光耀也承认，新加坡缺乏创业活力，不像香港有那么多顶级企业家。另一方面，香港是经受住战后难民潮和政治动乱冲击而成长起来的，其发展更具挑战性。

　　香港的楼市经验，有成有败，该如何取舍呢？香港经验也有两个重点，第一，港府是惟一地主，“水龙头”要大则大，要小则小；第二，由于地价与楼价高企，港府又不得不大建公屋和居屋，供给纳税人做栖身之所。一取一予，土地成了港府最重要的抽税工具。据张五常教授估算，虽然香港直接税税率很低———

　　显然，专家们是棋差一着了。他们提出的成因败果，与真实的情况完全不是一回事。

　　其中奥秘是，港府作为惟一土地供应者，囤积居奇推高了地价，市场无可奈何要接受。数百万高生产力人口被迫拥挤在狭小的地块上，楼价不可能不挤到天上去。而政府大建公屋居屋，则等于强迫中产阶级住在狭窄的居所内。在香港，一百平方米就算豪宅，一家人挤住三五十平米决不鲜见。

　　就是这样的住房，还需要申请、排队、抽号，许多人等上七八年才有机会买到一套小小的居屋，且仍需要支付高昂的按揭月供，为银行打工若干年。以整体住房条件论，今天一般的北京人远比香港人要好。

　　在这样的制度下，仅从住房看，香港的贫富差距是被放大了的。住半山豪宅与住“鸟笼”公屋，岂可同日而语？

　　港府垄断了土地，不可避免要为楼价的稳定承担责任，这就是所谓用土地调控楼价。但市场瞬息万变，港府的行为又往往慢上半拍，楼价大起大落就在情理之中了。港人素有炒房传统，其来有自也。在亚洲金融风暴前的那一轮炒房热中，一个师奶(家庭主妇)炒几套豪宅的所得，常常比老公开公司办工厂赚的钱还要多得多。

　　在住房制度上，香港新加坡各有所长，但其经验皆不可取。由政府包办居民住宅，一个城市尚可一试，泱泱大国是早已证明行不通的。我赞赏任志强尊重市场的言论，但不能同意他的“政府管平民、开发商管富人”的意见。我的看法是，富人和平民都应该交给市场，政府只把无家可归者照顾好就行了。

　　(作者系铅笔经济研究社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