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深圳市福田警方分别在上沙下沙、沙嘴召开两场公开处理大会，百名涉黄人员被处理。此事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关注。一位律师上书全国人大，指此举违反了禁止“游街示众”的明文规定，侵犯了违法犯罪嫌疑人的人格权，并“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但福田警方则辩称他们的做法是“公开处理”，符合法律程序；而且当地居民对警方这一做法也“拍手称快”。(12月7日《新快报》)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曾联合下文，明文禁止将罪犯“游街示众”。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手段中也没有“游街示众”，对公权机关来说，“法无授权，即为禁止”。相反，“公开处理”不仅不违法，而且行政公开、司法公开还是法治社会所提倡的。那么，福田警方的行为究竟是“公开处理”还是“游街示众”？二者的界线在哪里呢？
“示众”也是一种“公开”。但二者的程度不同。“游街示众”是“公开”的极端形式，而“司法公开”则是有限度的公开。这种“限度”体现在公开的场合和途径的选择上。具体地说，行政或司法公开指的是行政或司法机关的行为必须透明化(涉及国家机密或个人隐私的除外)，公众或媒体获取行政和司法信息的无障碍化。但公开绝不能侵犯基本的人权。因此，必须限定公开的场合和方式。比如，处理违法犯罪者应该在专门的办公场所进行，只要敞开大门就行了。
在现代文明社会，人权的价值高于一切。即使是罪大恶极的罪犯，其基本人权也应该受到保护。因此，我国的法律法规也都尽可能地保护违法犯罪者的基本人权，禁止“游街示众”就是这方面的体现。
既要求司法公开，又不能游街示众，这确实是一对矛盾。要处理好这个矛盾，关键是要把握好度。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笔者认为，“公开处理”和“游街示众”的界线应该就是司法机关的门槛———在门槛内的公开就是“公开处理”，而跨出门槛的公开就是“游街示众”。如果是在允许媒体随便采访、准许公民随便旁听的情况下，在看守所、审讯室或审判庭等地方办案，那当然是“公开处理”。但像福田警方这样把违法犯罪嫌疑人拉到两个广场上，那就是“示众”；而违法犯罪嫌疑人如果是在无遮挡(一般用的都是大卡车)的情况下被拉往广场，那么这个过程也是实质上的“游街”。
每年的12月4日是我国的“法制宣传日”。就在这个日子即将来临之际，深圳发生那样的事情确实值得警醒。而群众对“游街示众”的“拍手称快”，更让人感觉到法制宣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许“公开处理”与“游街示众”的界线还需要探讨，但这一事件以及引发的争论却肯定是有意义的———实际上，这就是一场最生动的法制教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