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理性精神是大国崛起之关键

　　文/邱震海

　　中国尚处于物质现代化初级阶段。西方崛起背后的成功因素，特别是从古希腊时代就影响西方的理性精神，才是今天处于崛起期的中国国民所需关注的

　　中央电视台12集电视片《大国崛起》，引起海内外热烈关注，其原因显然在于大国

崛起的经验对于今天迅速发展的中国的启示意义。

　　从历史和国际的经验来看，大国崛起一般都会涉及以下四个层面的内容：一、物质层面；二、制度层面；三、民族精神层面；四、文化更新层面。其中，后三个层面多少属于体制和思想史的范畴。以此划分，所谓的现代化其实可划分为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前者可称为物质现代化，后者则称为制度和精神现代化。

　　在第一次现代化之中，又可分为起步期和平衡期：其中起步期的特征是，不顾一切代价发展经济和提升国力，由此导致社会成本连续上升；到了平衡期，才开始注意综合平衡发展，注重社会公平和正义。

　　同样，第二次现代化也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制度建设，二是民族精神世界梳理和自我文化更新；前者多涉及管理、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其中包括民主制度的建立，后者则涉及以现代文明精神对民族精神世界的洗礼。

　　历史上，德日两国成功跨越了第一次现代化，甚至一定程度上也跨越了第二次现代化中的制度建设层面。但最终由于未能对民族精神进行现代文明精神的洗礼，所以导致在20世纪走上法西斯道路，最终使得崛起之路充满曲折。反观英法两国，虽然其综合国力已非昔日可比，但由于分别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和人道主义的洗礼，全民精神世界相对比较成熟，不但在崛起历史上未曾有过重大挫折，而且由其创立的民主、法治传统，以及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人权观念，今天依然是人类精神财富中极其宝贵的组成部分。

　　中国从1979年以后，改革开放已历经近28年，但至今仅跨过第一次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亦即不惜代价高速发展阶段，并刚刚开始注意协调、平衡发展。但第二次现代化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全民精神世界的梳理和文化自我更新，则尚没有实质性开始。当制度建设不完备的同时，弥漫在民间甚至知识界的，却是思想和价值观的混乱。若中国未能在可预期的未来进入第二次现代化，所谓的中国崛起给自身带来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如何进入第二次现代化？中华民族如何在制度建设之外，完成对民族精神世界的梳理？与表面的西方行政和政治体制相比，西方崛起背后的成功因素，抑或成功因素背后的某些精神，才是今天处于崛起期的中国国民所需关注的。其中包括分享权力和尊重游戏规则的妥协精神和法治精神，而其背后更为深层的因素则是从古希腊时代就影响西方的理性精神。

　　这种理性精神，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知识，而非对信仰的追求，这直接导致了西方知识界怀疑能力的发展，亦即所谓“让天空出现裂缝”；二是对终极知识，而非仅仅是现实谋生手段的追求，这在相当程度上发展了西方知识界的思辨性和穿透力；三是对情绪的剥离和超越，西方精神传统中的妥协、秩序、法制、民主等元素很大部分即来源于此；四是对人体和艺术的赞美和迷恋，这在后来逐渐发展出了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尊严的再尊重。

　　当然必须承认，西方在崛起的过程中，伴随着对外扩张乃至侵略和掠夺；但在导致西方成功的因素中，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和人道主义运动之后，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合二为一现象：一是理性精神与扩张精神的合二为一；二是人性弱点和自我更新和超越能力的合二为一。在观察西方成功因素的同时，切忌简单化思维，从而或照搬或全盘否定西方经验，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借鉴西方文化中的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与其说是一种精神，还不如说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归纳起来就是：培养对终极知识的追求兴趣及随之而来的怀疑能力、强调直达问题核心并剥离其周边的情绪化因素、超越并克服自身(包括民族文化上的)弱点、强调实证而非感觉等。

　　近百多年来，尤其是最近二十多年，中国学人负笈西方早已不计其数。中国的大学应该可以发挥更多、更好的作用。中国的大学如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亦即不但培养一流的专业人才，更培养一流的人文精神，大学校长们责无旁贷。这对于中国的崛起，亦意义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