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小姐的隐私权和女工的健康权

　　今天看到了两条和女性有关的新闻，让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古怪的感觉。

　　一条是深圳警方公开处理涉黄人员的事件在继续发酵：专家猛烈抨击，警方出面辩解，网友跟帖如潮……甚至连全国妇联也出来辟谣(12月11日《中国青年报》)；另一条是在广东惠州几家电池厂打工的多名女工，相继患上了镉中毒这种职业病，有的因肾衰竭而死亡，有的生下了全身乌黑的婴儿，有的出现了腰痛、骨痛和早衰的情况。(12月11日央视国际)

　　我的古怪感来源于社会各界对这两件事情关注度的鲜明反差：第一件事，俨然成了一段时间以来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第二件事，虽然自2004年起就开始浮出水面，但直到今天，还仍然在默默地“走法律程序”，谁也不能确定这些受害的女工究竟能不能得到适当的赔偿，甚至也不能确定会不会有新的女工加入受害者的群体，因为那些害人的工厂，还在招收新的工人。

　　就这两起事件而言，后者性质的恶劣程度和社会危害程度，都远远大于前者，理应引起远远大于前者的社会关注度才对，为什么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呢？原因可能很复杂，不过在我看来，有一点也许非常重要：由于思维惯性所致，我们对暴力强制充满了警惕，但对非暴力强制，我们了解得还不够多，对其警惕性也不够高。

　　公开处理涉黄人员，充满了暴力强制的色彩，我们对这些行为始终保有很高的警觉。但那些侵害女工健康权和生命权的力量，却是一种非暴力强制。在这些女工走进那些充满了有害元素却又通风不良的车间的过程中，我们看不到暴力的符号，相反，我们却容易把这理解成是一种“自由交易”的结果。但只要我们把这样一些因素，比如劳动力供大于求、社会保障不健全、维持一个人基本的生活水平所必须的货币支出越来越多等代入“交易”的过程中，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些女工的健康权乃至生命权受到损害，其实也是一种被强制的结果。

　　在深圳警方公开处理涉黄人员这一事件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到非暴力强制的社会后果，比如，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都为警方侵犯这些“小姐”的隐私权而不平。但如果我们承认卖淫是一种非常不人道的社会现象，是对女性的一种欺压和凌辱的话，我们更应该追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女性走上了卖淫的道路？答案无疑是：和那些女工一样，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是受到了非暴力强制而被迫走上这条道路的，一个女孩被迫卖淫和被迫接受一份危害生命的工作，并无本质的区别。

　　显然，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来说，和暴力强制相比，他们受到隐蔽的非暴力强制的威胁更大，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也更严重，也更应该受到社会各界关注。

　　郭松民(北京 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