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刚：如何看“全球民主同盟”

　　这些“民主同盟”倡议，与其说是霸权心态的产物，不如说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它是一种面对恐怖威胁的政策失据，面对大国崛起所表现出的心态失衡，以及内部政治变化导致的焦虑不安。

　　最近，有关建立“民主同盟”的一系列倡议频频出现。有的是要组建取代联合国的“新的全球总部”，有的是以全球军事同盟的面目出现的“民主国家联合体”，有的则是要

推动“民主国家进行地区大串联”。这些看似零散、实则有着相似动因的倡议相互交织，共同构建出一副“全球民主同盟”的世界蓝图。

　　9月27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某研究所发表了名为《缔造基于法治的自由世界》的“普林斯顿文件”，建议美国政府发动全球民主国家组成“民主同盟”取代联合国，建立未来新世界的主导机构；11月28日，美国在北约峰会上提出“全球伙伴关系”计划，建议北约同日、韩、澳、巴西、印度、南非等“民主国家”加强合作；美国学者近期称，未来的世界将是“民主”与“和谐”竞争的两极世界，呼吁全球“民主国家”团结起来；11月30日，日本外相麻生太郎提出，日本要推动处于“欧亚民主弧”之上的国家加强合作。可以看出，组建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主导、以西式民主制度为标准、尽可能拉拢各国参与的“意识形态联盟”的设想，正在一些西方政治家的构思下成型，甚至在个别领域已开始尝试实施。

　　全球刮起这样一股“民主同盟”风，原因有三：

　　第一，它是美反恐战略发展到“形而上学高度”的产物。到目前为止，美反恐战略已经发展到“自由民主思想”同“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实际大战”的形而上学高度，带动全球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上升。虽然目前美反恐政策推进遭遇内外挫折，但这种以推广“美式民主”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思路仍是美国内的绝对共识。以此为出发点，畅想未来的政策出路，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第二，刻意强调西方制度的优越性，是对“非西方大国”快速崛起的本能反应。中、俄等非西方大国的快速崛起，是21世纪初期国际政治的最重要特征，世界格局的调整和政治重心的东移正在成为现实。这难免会让原来居于有利地位的国家心态失衡，有关中国和俄罗斯的种种“威胁论”随之产生。大家也许已经注意到：“中国威胁论”版本正快速从“经济威胁”、“

　　第三，西方国家内部政治生态的变化引发“危机意识”。冷战结束后，米尔斯海默等人担心西方可能因价值观的凝结作用被削弱而濒临分裂；反恐战争开始后，罗伯特·卡根等人有关美欧“价值观分歧”的论述更是激起千层浪；继担心“西方文明可能与其他文明冲突”之后，亨廷顿等人又提出，西方国家可能因大量穆斯林人口和其他有色人种的迁入而面临“认同危机”。在这种政治生态下，西方社会内部普遍出现一种危机意识。通过加强民主国家的联系，强化意识形态的作用，维系基于政治价值的自我认同，被广泛视作十分紧迫的任务。

　　由此可见，这些“民主同盟”倡议，与其说是霸权心态的产物，不如说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它是一种面对恐怖威胁的政策失据，面对大国崛起所表现出的心态失衡，以及内部政治变化导致的焦虑不安。它的产生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这种必然性并不意味着这种本能反应就是正确的。有一点必须清楚，虽然强调全球民主同盟可能会得到国内的部分支持，但强调“价值观的对立”无法化解恐怖主义背后的仇恨和绝望，以意识形态划界搞非建设性竞争，也会因为违背相互依赖和力量均衡的基本规律而受到大多数国家抵制。因此，“全球民主同盟”的世界蓝图，注定要在实施过程中遭遇难以逾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