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由烧狗事件升级反思社会道德自治力

　　作者：曹林

　　像当年的虐猫事件、铜须事件引发的舆论狂欢和网民暴力一样，南京的“烧狗事件”也正在网民的跟进中迅速升级，以暴制暴，“杀”声四起。

　　4月25日下午，因不堪半夜狗叫声影响睡眠，南京某小区几名男女用汽油浇在小狗身上，点燃

打火机焚烧。母狗冲进火中救出一只小狗，另外一只被活活烧死。事件和烧狗图片经媒体和网友曝光后激起网民公愤，许多网友在数以百计的各个论坛里呼吁敬畏生命、呼吁动物保护立法、谴责“凶手”。事件已经开始升级：有人在网上公开了烧狗者的家庭地址、联系电话，对“凶手”进行谩骂威胁，乃至去烧狗者工作单位对其围追堵截，甚至在其楼道墙上喷涂“死！”等威胁话语，这些照片也都在网上广泛流传。烧狗者已经报警，希望得到警察保护。

　　一些人在看到照片后，质疑事情已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有矿主掩盖矿难，有官员草菅人命，都不见你们这么激动，怎么烧狗就这样了？”有网友说：“你们这些暴行，和烧狗的人的心态有多大差别。”可这些理性的质疑在“皆言可杀”的无数跟帖中被迅速埋没，网络上洋溢着“欲屠烧狗者而后快”的狂欢气氛。

　　诚如去年虐猫、铜须事件中有评论者的反思：网络的匿名性导致了随意性，尤其是对隐私权、名誉权等权利的侵犯，这种侵犯风险小，成本低。在“嫉恶如仇”的道德快感和网络技术手段的支持下，他们肆意发泄着愤怒和不满，这种不满又很容易借助互联网的蝴蝶效应不断扩大。批评家朱大可更将这种网络暴力斥为道德红卫兵传统：大批受过现代化教育的城市哄客，他们以“无名氏”的方式，躲藏在黑暗的数码丛林里，高举话语暴力的武器，狙击那些被设定为“有罪”的道德猎物。笔者认同这些评价，烧狗事件的暴力升级也正源于此，不过本文不想批判网络暴民和网络暴力，而是想追根溯源地理性分析烧狗事件的升级暴露出的另一个社会弊病：中国社会的道德自治能力非常差。

　　从市民不堪狗叫暴力烧狗，到烧狗事件血腥曝光，再到网民对烧狗者的暴力声讨，都暴露出中国社会的道德自治能力非常差。

　　从媒体的报道看来矛盾一直存在，小区对狗的存在争议非常大。如果小区的道德自治能力非常强的话，大家会召开会议对此事进行理性的讨论，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商议，大家的意见都摆到桌面上，甚至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投票决定狗的去留和安置，争议难平时甚至可请仲裁者或政府介入(比如收养流浪狗)——这样的话矛盾根本不会尖锐化和失控。正因为小区缺乏道德自治能力，大家缺乏坐下来理性讨论和民主投票的议事习惯，导致矛盾迅速失控，被狗叫声吵得睡不起觉的人，选择了“烧狗”这种灭绝人性的极端手段表达自己的“利益”。

　　道德自治相对的是道德他治，即社会内在地具备一种自主化解道德难题、消弭道德冲突、增进道德团结、扩展道德资源的机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描述了这样一段见闻：假如公路上发生故障，车马行人阻塞不通，附近的人就会自动组织起来研究解决办法。这些临时聚集在一起的人，可以选出一个招待机构，在没有人去向有关主管当局报告事故之前，这个机构就开始排除故障了……而且，还有反对各种道德败坏行为的组织，比如，把大家组织起来反对酗酒——这其中展现的就是一种道德自治能力。从狗的存在争议发展为暴力杀狗，正暴露出我们的社会缺乏这种自治能力，一个小小的矛盾

火星，很容易发展为极端事件。

　　事件的发展，进一步释放着社会道德自治能力差的毒素。事发当天，媒体对此事件立即进行了报道，我看到，有媒体不仅用不节制的语言报道了烧狗详细经过，还将被烧得不成“狗样”的图片刊登了出了，这是非常不妥的。我总觉得，负责任的媒体在报道这类“暴力”事件时，语言和描述一定要非常节制，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而把带着血腥和暴力符号的东西全盘报道出来，应考虑到传播结果以及这种报道可能的受害者，要考虑到未成年人的心理承受力和社会传播的劣根性。媒体的这种节制也是社会道德自治能力的一部分，因为媒体的不节制，很多时候只能让事件变得越来越糟，激化社会的道德冲突。

　　烧狗事件的极端事件发生了，媒体对“极端”毫无节制的描述，对极端事件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于是，烧狗事件迅速升级。不仅媒体毫无节制，许多邻居和市民也毫无节制，贴出了更多的血腥和暴力图片，大家不是想着解决问题和化解矛盾，而是惟恐天下不乱地激化矛盾。不错，网络追杀和网络声讨中，不少网友是出自真诚的道德厌恶，笔者看到此事件后也非常痛恨烧狗者，但不少网友，纯粹是在转贴、跟贴、谩骂中发泄，是在狂欢。

　　不得不说，许多网友的这种表现，显然也是道德自治能力非常差的表现。如果我们的网德自治能力很强，理性的讨论会占据上风，会使用有节制的手段表达愤怒，会诉诸于化解矛盾。可非理性正占据着上风，很多人在烧狗住户工作单位的门口守着她，等到她对她进行围追堵截，并把照片和视频发到网上。烧狗住户的工作单位接到了许多抗议电话，很多人签名写信给南京市长要求其施压其工作单位开除烧狗者。许多人在网上对“凶手”发出了死亡威胁。有人更进一步，在住户楼道的墙上喷涂了住户的门牌号和大大的“死”字。网络追杀、死亡警告、公开隐私等等，正突破法律的边界，制造着非常大的伤害。

　　一个道德自治能力强的社会，暴力会减到最低限度，管制也会降到最低限度。伟大的市民，伟大的网民，伟大的媒体，我们的社会需要提高自身的道德自治能力，只有那样的话，当面对权力出手时，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对其大声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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