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库(thinktank)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是政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在社会发达国家,思想库已经成为影响政策决策科学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大潮，当代中国各个层面和领域对决策咨询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尤其是在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中，直接促进了形形色色的智库在中国蓬勃而起。这后面的一个深刻背景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开始逐步进入了知识产业大发展的时代。

　　但是，面对这样一场巨大的社会发展和知识需求相互激荡的变革，今天中国智库的发展并没有做好体制准备，智库研究的水平和对服务需求满足的差距，使得无论是作为需求方的各级政府和企业机构，还是作为供给方的各类智库机构，尚未在其间形成较为完善的现代智库运行机制，直接促成了眼下中国智库数量庞大而鱼龙混杂的局面。

　　这的确是一个硬梆梆的现实，我们在调查中看到，不少智库，无论是官方型还是民间型，由于研究经费的短缺和管理制度的错位、缺位、无序而惨淡经营；面对各种不同目的和利益取向的资金诱惑，一些智库在独立研究和社会公正面前为“五斗米折腰”……

　　这个时刻，我们需要批判的不是中国智库“泥沙俱下”的发展现状，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智库研究这个既有政治属性、社会属性又有市场属性的特殊行业，一方面，作为决策咨询产品的提供者，中国智库需要重建自己的社会担当；另一方面，作为主要管理者和主要需求者的政府，应该从国家精神和软实力的高度重新审视过去偏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模式，重视且积极推动中国现代智库战略力量的发展。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智库锋芒的磨砺和破空而出，既需要中国智库自身的努力，更离不开国家决策部门建立在对其重视和信任基础上的强力支持和需求驱动。□(文/王健君）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实习生韩冰

　　正如伟大的决策还需要政治家的决断一样，一国智库的繁荣和强大也离不开国家决策部门建立在对其充分重视和信任基础上的支持和需求

　　“联合国不行了，八国集团的能力也越来越有限，中美应该联合起来有所作为。”2008年11月中旬，在华盛顿一次私下拜会中，面对奥巴马对华政策主要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俯下身子提出的这番“G2”设想，来访的中国一位高层官员颇为惊讶。无论这位美国智库界顶尖的地缘战略思想家是在试探还是心有所戚，访客和他的幕僚只能“姑妄听之”。

　　“2008年7月美国《外交》杂志突然提出的‘中美G2模式’，国内大部分国际战略研究机构普遍认为是‘无稽之谈’，或者将其猜想为一张‘有毒的馅饼’，或者不予理会。”采访中，一位知名国际问题政策研究人士很遗憾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至少在对等的智库交流层面，对于美国高层决策咨询人士提出的这个重大战略构想，“好也罢，坏也罢，中国研究者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当然，这不算是最令人尴尬的时刻。作为政府决策思路和战略分析的提供者，近年来，中国智库在关键领域，特别是在此次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形势反转中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

　　比如，2007年底，中国社科院某著名经济学家还在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极限、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起大落时，CPI在2个月后不但达到月度8.7%的高值，而且2008年下半年急转直下跌落到12月份的1.2%；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面对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宽慰之谈，中国主流智库大部分都相信了美国金融危机“是暂时的”，甚至提出“脱钩论”，公开强调“这只是美国的问题，对中国影响不大”；2008年7月份，当国际油价将突破每桶147 美元时，国内不少重要能源研究机构几乎同时跟在国外分析家后面鼓噪200美元的年终预测，而12月底每桶35美元的价格棒喝了这一切……

　　尽管类似误判和失策的根本原因不能归于智库，但中国智库在满足国家决策信息需求上的不足、缺位已是不争的事实。

　　另一方面，过去20年却是中国智库类型、规模和数量迅速扩大的“黄金时期”。其中，既有中国社科院这样门类众多、人员庞大、资源丰富的巨型智库，也有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这样天天面临生存危机的民间智库；既有军事科学院这样纪律严明的军事决策咨询部门，也有洛克菲勒中国研究发展中心这样完全由外资独立运营的研究机构；有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这样全部依靠政府基金支持的智库，也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样依靠福特基金会建立的政策咨询机构；既有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这样政策驱动型的研究机构，也有零点调查公司这样营利性的商业咨询机构……

　　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形成五大系统，共有研究机构2500多个，专职研究人员3.5万，工作人员27万。这其中除了哲学、语言和文学等非决策信息研究的机构外，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2000个，数量甚至超过智库发展最发达的美国(《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最新统计美国共有1777家)。

　　“在关注点上和预测中漏掉了或低估了重大历史性事件，这确实表明中国智库的发展开始面临巨大的挑战。”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30年来的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的伴生现象就是形形色色的智库蓬勃发展。这种现象的产生背景是，迅速且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社会的变化，直接引发了当代中国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对决策咨询的巨大需求。而根据定义，智库的基本功能就是为社会提供‘思想观念’和‘专业知识’。需求的数量巨大，需求方的层次不同，领域各异以及支付能力上的差别，客观地促成了中国智库数量庞大又鱼龙混杂的局面。”

　　他分析说，“从供给的角度看，智库的功能发挥得也远非尽善尽美，比如，对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最初都严重估计不足。在目前的中国，无论是作为需求方的各级政府和企业与机构，还是只作为供给方的各类智库，其间还没形成一个完善的现代智库运行机制。这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当然也需要时间。”

　　现代智库进入中国

　　新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经一年调查发布了《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该报告按照自己的评判标准认为目前全球共有5465家智库。从地区看，北美和西欧有3080家，占比56.35%，亚洲只有653家，占比11.95 %；从国别看，美国以1777家最多，其次是英国的283家和德国的186家。印度拥有121家智库，为亚洲最多，日本其次，为105家。中国大陆被认可的智库仅有74家。

　　这份报告以六点解释了智库快速发展的原因：信息革命，政府对信息垄断的瓦解，政策问题日益复杂和技术化，政府规模和政府官员的信心危机，全球化和国家或非国家行为的增多，及时精确信息和“正确时间用正确方式行事”的需求。这些分析事实上也很好地解释了中国智库迅速发展的原因。

　　正如二战后美国科技革命和经济空前繁荣，以及日本上世纪60年代经济迅速发展遇到国内外各种矛盾和挑战，刺激了上述两国智库机构的迅猛发展，中国现代智库的真正开端也发轫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面对千方百计重振经济、打开国门吸收先进经验和推行经济社会改革的迫切需要，国家决策层深刻认识到了决策咨询的战略意义。

　　采访中，一位原国家计委高级顾问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这种认识最初还是来自教训。”其中，对当时国家决策层影响最深刻的事件之一就是宝钢工程项目的最初决策。这一原有决策在选址、地基处理、设备引进以及经营方针等方面暴露出严重失误。

　　此事发生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经济改革和决策中开始高度重视政策咨询和相关机构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制订很多改革方案，需要大量的政策智囊和分析研究者，诸如“智囊团”、“思想库”、“头脑公司”、“脑库” 、“思想工厂”和“顾问机构”的概念和思路纷纷从发达国家介绍进来。

　　接受采访的一位资深智库专家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中央在各部门搜集人才，开始不定期地到中南海去讨论研究，后来通过借调逐渐集聚在一起形成了研究机构，并最终发展成为现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第一批初具现代智库意义的政策咨询机构。

　　与此同时，1983年，介绍信息革命的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中文版问世，译介西方现代思潮特别是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走向未来丛书》出版。这一本译著和一套丛书将“知识就是力量”的智库思想大范围地传播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

　　由此，就在上世纪80年代开放中国对现代智库初识阶段，迎来了中国智库发展的第一波“活跃期”：一方面，百废待兴之下，大量的知识分子进入国家政策部门甚至中南海参与决策制定和咨询，推动了现代智库在官方层面的形成，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另一方面，其中一部分优秀人士又抱着创建独立思想库的热情，从国家政策研究部门走出来，“下海”组建了中国第一批民间智库；而且体制内外也联手互动，比如1989年2月，由马洪、李灏、陈锦华、蒋一苇、高尚全等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自愿联合发起成立的综合开发研究院。

　　对此，有民间智库研究者对《瞭望》新闻周刊解读说，“智库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和需要，它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与国家发展、改革内容与阶段密不可分，更与其自身发展规律分不开。”

　　两院：中国“科技思想库”

　　中国社科院：亚洲第一智库

　　深圳综研院：前沿“思想推手”

　　中改院：“试水”官督民办

　　中国智库的民间力量

　　地方决策中的智库身影

　　民间智库的上海实践

　　思想库的中国实践

　　“第四部门”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