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作为对中国经济和城市化进程做出重要贡献的群体，却一直徘徊在国民待遇的边缘。在这种缺乏制度保障的环境中，“城里来的外乡人”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城里来的外乡人

　　□  《市民》主笔 汪洋

　　2009年2月23日，将注定被载入中国户籍改革的史册。

　　这一天，上海市政府发布《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的通知，符合条件的来沪创业、就业人员均可通过申请获得上海户籍。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7年即可转为上海市户口。

　　打破中国户籍制度对外乡人的禁锢，上海走到了全国的前面。但是，中国更多的农民工依然在不断离开熟悉的故土，前往陌生的城市。

　　尽管那种孤独、无助、渺小及无根的感觉时常萦绕在心头，但是这些被称之为“巴黎来的外省人”的农民工群体在前往城市的道路上仍然前赴后继。

　　在很多农民工的眼里，除了城市就是“沙漠”。

　　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以农立国，农业的地位远远高于工商。但是闭关锁国的国家方略却逐渐将中国逼上悬崖。

　　自上世纪50年代，为实现工业化，无形之中在农民与市民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农民为城市提供低价粮食、原材料等，让市民把建设先搞起来。

　　1950年－1978年，通过城乡剪刀差大约供应5100亿元；1979年－1994年，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供应约15000亿元，通过农村税费制度供应约12986亿元。这足以说明，城市本来就是农民和市民一起出资建的。

　　依据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靠农业的积累、农民的贡献和农村的支持，我国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和工业化体系。这个时期重工业增长速度大大快于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却相对放慢了脚步。

　　我国建国后30年的工业化，是城乡隔绝的工业化，加剧了经济二元化，城市的工业化独立于农村经济之外，农村工业化几乎停滞不前，严重阻碍了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据统计，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2.57倍扩大到2005年的3.22倍。

　　城市发展了，农村落后了，大批农民涌向城市就是一种必然选择。

　　目前，国家统计局的农村人均收入大部分是工业收入，也就是农民的打工收入。中国目前这样的人均耕地和农业亩产收入，决定了农民的必然贫困。因此，必须把目前农村人口的80%以上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其他产业中去。中国30年的改革，实际上正在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工程。

　　目前，农民工走向城市是一种趋势，中国已经有80%-90%的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但要实现农业人口工业化的转换，就必须进一步完善诸多机制，比如取消户籍制度，完善福利制度等，让农民工享受到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医疗、教育、住房等福利待遇，使他们真正成为城市居民。

　　众所周知，农民工的概念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并非终身制。长期的政策束缚和成分约束让社会把农民工看成了“草根”一族，将他们限制在某一个狭窄范围内，其思想观念也被称为“小农意识”。而市民却恰恰相反，他们一直被看成“国家人”，享受各种国民待遇。

　　离开农村成为城市的一员，是农民工向市民转型的第一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农民工的国民待遇问题，让他们像市民一样享受城市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的重要工作。

　　我们坚信，未来中国将发生一场波澜壮阔的农业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离开土地走向城市，其本质就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现代社会转型的一场深刻变革。

　　最终，未来的农村与城市一样不再是“沙漠”，未来的农民群体不再被称之为“巴黎来的外省人”。■

    面向城市 春暖花开

　　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老宋”们知道，鉴于城市文化已经并且仍将对移民二代、三代形成“根的记忆”、“根的向往”、“根的吸附”，他们即使在城市失业也再不可能“挥之即去”

　　□ 《市民》记者 甘贝贝 发自北京

　　从北京商业写字楼的聚集地SOHO现代城向西不到15公里，几栋“仰视着”高楼大厦的简易二层民房，50平方米的一个房间，被加厚的木板隔成3个小间。其中一个小间就是安徽农民工宋东升北京的家。

　　共用一个厨房，共用一条自来水管甚至共用一个卫生间，对于宋东升来说，早已习惯。在他看来，曾经离开故土，来到如此喧嚣纷繁的城市“生活”，至少是自己前辈的一个奢望。

　　15年前，他离开家乡，先后到过广东的多个城市，辗转后来到北京。

　　如今，36岁的老宋，带着妻子、儿子挤居在北京通州区的一间12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有时老宋会带孩子到天安门和一些博物馆参观，偶尔也会看看清华、北大，他一直称之为“带着孩子进城”。

　　虽然一家人可以暂时生活在北京，但老宋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切困难都不会让他产生退缩的念头。

　　他早已和妻子决定，不再回到他的家乡。

　　一个农民工的“城市情结”

　　受本村“第一代”进城打工的村民影响，意气风发的老宋和堂哥启程于1994年奔向广东，而和自己同去的还有附近村庄的20多个青壮劳动力。

　　老宋依稀记得，当时同乡们脸上灿烂的笑容和对未来生活美好的憧憬。“那时候觉得到了广东赚钱就有了着落。”他们同时还在盘算着何时能拿着钱回家盖新房，娶妻生子……

　　宋东升回忆说，为了能多积攒一些积蓄，他在大街小巷摆地摊卖过袜子，当过洗车工，在火车站干过搬运工，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在砂场装过沙子，在路桥公司直属工程处做过土工试验员。

　　“有段时间我同时兼做两份工。”老宋说，最苦的要属在建筑工地干活的日子，每天下工回到工棚宿舍里，累的连一句话都不想多说倒头便睡。

　　在城里生活的艰辛让老宋渐渐发现城市有许多难如人意的地方，而且很多问题单靠个人的奋斗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老宋在广东一呆就是4年，直到1998年的春节前，父母给他安排了一次相亲，他才回到自己阔别已久的乡村。回家之前，他在广州一个早市，花了55元买了一套西装。

　　“孩子他妈那时在北京一家服装厂打工。是我们东边的村子的，认识了一年，1999年春节，我回去把婚事办了，由于婚期耽误的比较长，还没等回广州，老板就以公司减员，炒了我的鱿鱼。”

　　没有了工作，老宋在妻子的劝说下来了北京。

　　“2001年，老宋在一家物流公司找了份装卸工的工作，每月有1600元的收入。活多的时候能赚上两千元多块，而在阜阳老家的农村，想都不敢想。”宋东升的妻子刘玉英说。

　　勤奋的老宋和妻子就这样，在几年后积攒了10万元，他们已自然成为老家农村更多年轻人的榜样，第三代、第四代的年轻人开始走向城市。

　　但谈起前途，老宋显得有些惘然。

　　“出来打工，首先就是要能生存得起。”宋东升对记者坦言，现在这些钱还不能用啊，得留着买房子，就算他和妻子住不上了也要留给孩子，可是北京的房子实在太贵了。”

　　虽然生活在北京的条件艰苦，也弄不懂新闻里专家讲的“城乡二元结构”，但老宋还是决心在城市中生活下去，希望下一代能够初步成为城里人。

　　面向城市，才有就业的“春暖花开”，老宋走过很多城市，他坚信这一点。

　　二元结构下的城市之痛

　　如何才能在城市扎下根来，老宋并没有更好的办法。他说自己现在正挑着一条“扁担”。一头是供孩子上学的费用压力，另一头买房子的压力。而子女用来接受教育的费用则是眼下最大的压力。

　　“眼看孩子就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可是城市的学校太贵了，最要命的是孩子没有城市户口。要是把孩子送回乡下，那就没前途了，可不能让孩子像我们一样！”话落此处，宋东升眉头紧锁，抽出了一支廉价的香烟点燃。

　　实际上，老宋遇到的问题也反射很多农民工家庭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的孩子跟随父母进城生活和学习。

　　“即便买得起或租得起房子，孩子上学问题也让人头疼。一些北京市民能享受到的待遇，也和我们没有关系。”接受采访的大部分农民工表示。

　　事实上，农民工在城市中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他们需要解决吃、穿、住、用、行、教育、医疗、娱乐等问题。

　　刘玉英告诉记者，2007年夏天，老宋在送货的路途中摔伤了腿，经诊断是骨折，休息2个月，治病的费用加在一起花去6000多元。

　　“医疗保险尤其是大病医疗保险，是农民工的现实需要，因为疾病不仅会影响他们的工作，而且还可能使他们陷入贫困的境地。因此，应该逐步建立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制度。”时评人郑渝川指出。

　　郑渝川认为，农民工目前一种处于转型中的、带有“部分群体资格”的阶层，他们在城市中承担的义务和一般城市市民相同，甚至更多，却不能和城市居民一样平等享受城市公共资源。

　　有专家认为，作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后遗症”，农民工的存在已有20年。他们为城市的发展贡献巨大，这是一笔欠账，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必须为和谐发展支付的成本。

　　回不去的地方叫“家乡”

　　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中国企业也受到了冲击。

　　2008年11月底，老宋一家原本单一的生活变得更加拮据，他失业了。

　　和2000万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还没有找到工作而返乡的农民工一样，老宋暂时回到了安徽老家。

　　2009年农历新年刚过，为抢先一步找到工作，宋东升带上妻儿又踏上了返城打工之路。

　　对于春节后“返岗”的路途，老宋再熟悉不过了——先从老家郑湾村坐电三轮车到阜阳颍上县王岗镇，再从王岗镇乘客车到安徽阜阳县城，最后在县城坐10个小时的火车到北京西客站。

　　“我在城市打工已经10多年了，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很多人回到农村都不太适应了，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一代。现在我身边的很多打工朋友都在陆续返回打工的城市了。”宋东升告诉记者。

　　很多农民工也表示即使面临金融海啸，节后还是会再回到城市放手一搏。

　　对此郑渝川表示：有相当数量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经过城市更世俗、更开明、更具兼容性和流动性的商业文化洗礼，回到农村自然觉得格格不入。

　　“特别是‘80后’农民工，哪怕在工厂做着辛苦的体力活儿，但下班的闲暇时间还是可以没有间隔的在网上‘’一把、‘雷’翻天，造成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陶醉感。”郑渝川说，他们早就习惯了城市的生活，一旦回到家乡，根本不会干农活的他们肯定无所适从。

　　国内一些社会学专家提出一个并非全新的观点：“老宋们”市民化是增长新引擎，农民进城的过程与中国当代狂飙突进的城市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是现代社会结构变化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而在农民工老宋看来，北京这座陌生又熟悉的城市，让他和妻儿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他们现在需要做的，除了艰辛地奋斗就是在等待中期望他们的未来。

　　他知道回到家乡的后果是什么，事到如今，他已经没有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