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数以千万计，回流却困难重重

　　兽首拍卖事件在两会期间仍保持了它的关注度。在法国的禁拍诉讼失利后，刘洋就淡出了媒体的视线，而厦门收藏界商人蔡铭超却适时地接过了接力棒，他参与竞拍最终拍得却不付款的行为，让人们的注意力仍然无法从两件兽首身上移开。

　　佳士得的行为，无疑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怒。但无论政府部门还是民间的反应可能都稍嫌过度。对于佳士得来说，借着中国人的民族情绪炒高拍品的价格，也许是它的如意目的之一。

　　实际上，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以千万计，而促使这些文物回流一直都困难重重。我们自身工作的某些方面也需检讨。比如一些基础工作乏人问津，如编写流失文物名录，查找流失文物下落等；民间回购虽然成风，但对其经济价值的在意远远超出了对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兴趣。最让文物界人士担忧的是，文物保护不力，走私肆虐，新的文物流失潮正在形成。所谓旧的难归，新的又丢。

　　一些文物保护专家急切呼吁，在追索流失文物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立足于防范，对现存文物妥善保护，形成全民重视文物的意识。如果兽首事件能够转化为社会对文物的重视和保护，它才能成为真正有意义之事。

　　那些迷路的文物

　　■本刊记者／汤涌

　　中国流失的国宝无数，佳士得拍卖的两件被认为“不是国宝”、也“不值钱”的兽首却引发了人们不可遏止的爱国情绪

　　老鼠和兔子，这两个爱啃东西的小动物最近啃疼了许多中国人的心。

　　法国佳士得拍卖行在中国民间和政府的强烈抗议下，终于决定还是首先对客户负责，冒险拍卖了圆明园文物兔首和鼠首。

　　拍卖在强烈抗议声中一锤定音，中国商人蔡铭超通过电话委托的方式买下了这两只青铜质兽首，每只1400万欧元。加上佳士得应得的佣金，总共要付出超过3000万欧元的价格。

　　蔡说，他一个子儿也不会给。因为这些东西缺乏合法的手续无法带回中国。蔡的朋友说，他没有向佳士得交纳一分钱的保证金，所以佳士得估计得重拍此二物，或者等那位愿意出1300万的竞拍者做决定。

　　蔡铭超可能要交纳罚款，或者被列入拍卖业的黑名单。

　　蔡的行为在中国国内引发争议，有人说还是应该诚信，有的叫好的人说：玩儿佳士得一次，玩得好。

　　遗憾的是，玩人对正事无益：《西游记》里孙悟空变成牛魔王诓红孩儿叫了许多声“爸爸”，仍然对付不了三昧真火，救不出唐僧。

　　绝大多数圆明园文物都已经成为西方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中国人根本没机会在拍卖会上看到它们。最令人沮丧的是：圆明园到底丢了多少东西？那些流失的文物哪个过去属于圆明园？这是一笔糊涂账。

　　对于一个拥有三套以上别墅的人来说，想知道一个茶壶痰桶属于他的哪套房，这是一件很难的事。要鉴定一件文物是否属于圆明园，就要面临这样的困难。专家们能鉴定出一件文物是哪个时代的，是否属于皇家，但很少能确认一件物品是故宫的还是圆明园的。

　　为什么是圆明园

　　对于一个1860年代来到中国劫掠的英军或者法军士兵来说，北京是一座未经开发的宝库，这是西方人第一次占领北京，距离上一次李自成和清军进京，北京已经216年没有被劫掠和攻克过，这段漫长的岁月足以让这座城市充满古董文物和金银财宝。

　　大清皇帝的财宝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地方：作为皇帝起居所和政府所在地的紫禁城、作为皇帝夏宫的圆明园、颐和园北海和中南海等其他皇家园林，其中最富有劫掠价值的莫过于圆明园和紫禁城。

　　1859年，英国公使巴夏里在因为换约而受咸丰皇帝接见的时候和清政府发生了纠纷，巴夏里坚持不跪，这在当时不算是过分的要求，因为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的时候，因为语言不通误认为马戛尔尼是英王的舅舅，允许过他和使团行单腿跪拜礼。但是清政府坚持要巴夏里双腿跪拜，结果双方谈崩了。

　　指挥军队的强硬派亲王(该王从小在宫内长大，和皇上跟亲哥们差不多)僧格林沁就把整个代表团抓了起来送到圆明园，后来又转进刑部大牢。巴夏里在关了一天之后，给了点肉吃，其他的随从跟班和护送他的印度士兵则受尽了折磨，遭到了捆绑和饿饭。

　　在电影《火烧圆明园》里，僧王拘禁谈判团之前还找巴夏里单挑，用蒙古摔跤摆平了挥舞英式拳击的巴夏里，那一段在上世纪80年代放映该片时能够得到许多欢呼，不幸的是这段英雄气概其实是演义。

　　大清的监狱条件极差，对于犯人(尤其英国人没有家人打点送礼，更被看作是敌国人)一视同仁，清朝官员没特意虐待英国人。根据《纽约时报》1861年的报道显示，19名战俘和人质在拘禁中死去，其中至少有1名记者，最高军衔的死者是法国的炮兵上校。监狱里的中国犯人倒是热情地给了外国人照顾，没有跟他们玩“躲猫猫”。

　　于是英法联军指挥官额尔金勋爵决定烧毁圆明园。据说他在选择目标时曾经仔细考虑过：紫禁城不仅是皇上的，还是中国政府的，而圆明园只是皇帝的私家园林。于是他决定对圆明园下手。

　　抢劫圆明园的过程现在看起来既令人愤慨又十分荒诞，圆明园仅有300名太监和40个男人守卫，英法联军轻松地将其中20个有武器的人缴械，杀死了两名反抗的中国兵勇。然后法国人率先开抢圆明园。《纽约时报》的记录是：

　　“贵妇人用的装饰带和薄头巾现在穿戴在法国士兵的身上和头上，他们似乎沿用了我们爱尔兰人的风俗习惯。”

　　该作者所指的装饰带和薄头巾应该都是旗装女人的装饰品，想想看数百名把自己打扮成小燕子模样的欧洲男子闹哄哄地把瓷瓶家具屏风捣碎，把首饰揣进腰包的情景。法国人对英国人说，这是报复清国人虐待战俘的最好方式。法国人和英国人都用丝绸来包裹金银器、珐琅器(比如中国最好的景泰蓝)和瓷器等贵重物品。

　　《纽约时报》还记录：“韦德先生把一些珍贵的图书和文件保存了起来，我想这也许是为了大英图书馆。”这一记录和大英博物馆的藏品相吻合，韦德带走的很可能就是文渊阁的《四库全书》。

　　英军发现了一封僧格林沁写给咸丰皇帝的信，大概意思是：

　　“我在张家湾(在北京通县)已经部署了足够兵力，他们人很少，我可以轻松打败他们。”

　　抢劫后他们点火烧园。这时一些奸民土匪也趁机抢劫，不过由于圆明园地方实在太大，终于还是有些地方没抢到没烧到，不过幸存的13座建筑后来又让八国联军烧抢了一次。

　　和圆明园同时化为灰烬的还有被首领太监反锁在安佑宫的宫女太监和工匠300多人。

　　英军总司令克灵顿勒令所有人把抢来的东西交出来，进行拍卖，这是一种再分配的方式，因为有些士兵驻扎在别的地方，没赶上抢劫。

　　那次拍卖总成交价是22000美元，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价格，不过很多景泰蓝器和瓷器都卖出了相当于上海零售价的高价，因为皇帝用过。这笔钱被当奖金分发给所有士兵。军官们没有要奖金，不过当时士兵们“把一个金盂给了总司令”。

　　这次拍卖仅仅是一个开始，多数拥有珍宝的士兵和军官都在香港进行了销赃。《纽约时报》在香港的记者记录说：“有大量黑貂皮白貂皮大衣和镶金边的长袍，装饰在全纽约的女人肩膀上也用不完。”他还买下了一个法国军官抢来的140颗珍珠和玉石串起来的项链，珍珠都有樱桃大，花了2000英镑(这串珠子应该不可能保存到今天，因为珍珠是相当短命的宝石)。一个法国兵抢了85块表，多数是瑞士或者伦敦制造的镶钻高档品。

　　几代皇帝几十年来搜集的巧妙玩具，都成了英法两国拿走的贼赃。这些材料也说明一个问题，有些国家拍卖别人东西的传统，乃是古已有之。

　　淘宝鬼市和鬼吹灯

　　对于“没赶上这拨儿”劫掠的西方人来说，有几个方式也可以获得中国的宝贝，和当兵打仗这样充满风险的工作相比，收购和盗窃这样的方式细水长流，也是许多国家今天得以收藏大量中国文物的主要方式。

　　收购并不是说一位公使或者传教士走街串巷吆喝着要买废旧书本或者去逛潘家园琉璃厂之类的旧货市场。咸丰、同治年间的琉璃厂还远没有日后这样的奢华，后来经营书画古玩出名的荣宝斋，在当时还叫做松竹斋，主要负责的业务是给那些大官们誊写奏折，他们精通避讳，能把皇上爸爸妈妈们的名字记得清清楚楚不会搞错，对奏折格式也是极为精通，官员们为了防止被人因为小过错抓辫子，都喜欢找他们。至于潘家园，当时是一个叫潘家窑的小村，到了清末民初，才逐渐成为一个“鬼市”。

　　所谓鬼市，就是凌晨四点开市，黑灯瞎火方便销赃和卖赝品。也有好多以前的大户人家不愿意丢人卖祖产，于是跑到鬼市来偷偷交易。因为天黑，也没有人在乎买家到底是金发碧眼还是仁丹胡罗圈腿。

　　当时的西方人如果想要带走点中国古物非常容易，除了找古玩店，还会有不成器的小官员或者衙门办事员往公使馆送一些东西出来。当时中国有一套很珍贵的图书《永乐大典》，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图书集成。当年紫禁城着火的时候，明朝嘉靖皇帝第一反应就是让人赶紧搬书。

　　这套书留到清朝的只有一套誊抄的嘉靖年间副本，永乐年间的那一套很可能被嘉靖带进了坟墓，清朝皇帝得到这套图书之后曾经保存在了翰林院，在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遗失了一些，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又洗劫了一批，剩下的在几十年中一直在被那些官员们偷偷地卖，他们偷出图书就去东交民巷各大公使馆兜售。日本人由于文化相近，收藏了很多，这套书如今中国境内大概有200多卷，国外还有数百卷。

　　外国人如果当了中国的官，那获得文物还能更容易一些，比如挪威人蒙茨，他收藏的文物后来都捐献给了挪威伯尔根博物馆。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圆明园的石雕构件，这类东西在1900年之后想获得非常容易，当地居民是当作建材来盗卖的。

　　此外，还有一些地点也藏有财宝，以另外的方式埋藏于地下，比如清东陵和清西陵，不过由于皇陵都有士兵把守，距北京又太远，所以一直到了民国时期，才有军阀孙殿英利用工兵和炸药盗了慈禧太后的坟。类似的还有1938年，光绪陵墓也被盗窃一空，至少200件珍宝被盗走，这些宝物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有西方人利用盗墓方式收集文物，加拿大安大略省博物馆的馆藏，就来自于一个叫怀特的圣公会神父，他在1920～1930年代在中国传教，尽管他带出的文物当时都有中国海关的许可，不过据说这位神父在洛阳一带盗墓数年。

　　遭到最严重盗窃的地区还不在洛阳，而在敦煌。1900年探险家如斯坦因等人用象征性的价格买走了大量的珍贵图书画卷文物。尽管这些文物在西方博物馆里逃避了中国的内战和饥荒，人们仍然对如此珍贵的文物流失在外国而耿耿于怀。

　　庚子年浩劫

　　站在前人肩膀上能更有成就，这句牛顿的名言对抢劫者来说并不实用，因为1900年的八国联军来到北京的时候，抢劫的财宝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丰厚，他们在劫掠圆明园的残余建筑和颐和园的时候，甚至连鎏金的瓦和铜器也要刮一刮。

　　就在这次抢劫中，英国大尉抢到了曾经藏于圆明园中的国宝《女史箴图》。

　　这幅画是东晋顾恺之作品的唐朝摹本，但被认为最接近原作的神韵，历朝历代都被当作真迹一样供奉，宋徽宗赵佶在上面题过诗，认为这就是顾恺之的原作。这样的国宝被盗卖，是中国文物流失的最大损失。

　　和上次大劫不同的是，六部机关和各大王府乃至于殷实的私宅都受到了联军的洗劫，被抢文物包括：

　　各类珍贵图书、历代帝王后妃图像120轴；宫外未见之各种古本善本图书20种；《永乐大典》307册；皇宫中34颗虎钮银印；社稷坛被抢各种祭器168件；天坛被抢各种祭器1148件；嵩祝寺被抢镀金佛像3000多尊，其他珍品1000余万件。

　　西洋人醉心文物，武士和农民组成的日军则主要是抢钱，从户部银库抢走2914856两银子送到日本使馆，后在户部的缎匹库和颜料库抢走绸缎，又把内务府所存的32万石仓米和全部银两洗劫一空。

　　法军在传教士帮助下从礼王府抢得白银200余万两和珠宝，据说用大车拉了7天；还在户部尚书立山的家中抢了365串朝珠和价值约300万两白银的古玩。日军则从高级官员家中抢走藏在井中的30万两白银。

　　一些平民的家宅也受到抢劫，用的借口是“搜查赃物”，当时德国公使克林德被义和团杀死，一块表被劫走，德国兵四处搜查那块表，闯进了相声艺人钟子良(陈涌泉的外祖父)的家，用汉语说“表”。钟子良逗他们，拿出一个马蹄表，就遭到了毒打，受伤后的钟子良就把德国人四处进宅抢劫别人家传家宝的故事写成相声本子《卖五器》，说联军司令瓦德西为了霸占别人家的“半拉锅盖”，竟然威胁不和李鸿章签和约。

　　在庚子年之后中国文物最严重的流失则是溥仪的盗卖文物，退位之后溥仪生活在故宫中，变卖了珠宝之外还把一些本来归民家所有的古书“赏赐”给溥杰，让他带出宫，后来溥仪去天津生活、去东北“即位”，都曾经把文物卖掉，最后逃难的时候，甚至用古书画换农民的包子馒头。他被苏军俘虏之后，携带的古书古画流落民间，过了很久一批书画被一位解放军干部发现，里面包括国宝《清明上河图》。它逃过了1860年和1900年的两次掠夺。这是中国文物流失过程中罕见的喜剧。

　　回家契机

　　收回这几次流失海外文物并非没有机会，一战刚刚结束时，中国将要作为战胜国和德国签约，当时的中国代表王正廷接受了美国人肖特维尔的建议，要求德国把1900年从中国掠夺走的财宝(包括天象仪)归还中国，这个建议后来写进了凡尔赛和约131条，不幸的是由于协约国牺牲中国权益巴结日本，中国最后拒绝了在合约上签字。

　　对于沙俄掠走的财宝文物，列宁曾经有过一个非正式的表态，说这些东西和多占的领土要退给中国。这些在苏联真正成为一个大国之后几乎没有可能。不过也许是考虑到展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战利品不光彩，沙俄掠走的文物在苏联时期几乎没有公开露面，现在这批文物存在圣彼得堡的东方学研究所。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的研究机构曾经与俄方合作整理过一些文物图书。尽管拿不回来，能用上也是一件好事。

　　另一个不可靠的说法则是，在二战时期中国远征军支援缅甸英军之后，英国人非常感激地问蒋介石：《女史箴图》和一艘潜水艇，你选一个。结果蒋介石挑了潜水艇，错过了拿回国宝的机会。

　　这个说法能看出中国人对《女史箴图》的魂牵梦萦，不过海峡两岸的海军从来没有一艘潜艇是英国制造的。

　　国宝流失的七大事件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中国文物的流失贯穿了七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历史事件：

　　1860年，英法联军抢掠、焚烧了有“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绝，清朝皇室收藏的世代珍品遭到毁灭性抢夺和破坏。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包括《四库全书》、《永乐大典》在内，无数宫廷所藏的珍贵文物和古籍遭列强洗劫。经此浩劫，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至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西北是世界各国探险家的“乐园”。一些探险队在未经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在此肆意盗窃文物，非法发掘古文化遗址。仅以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重镇敦煌为例。敦煌石窟，历时千余载，拥有宝藏无以计数。藏经洞出土文书5万余件，多是历史上佚失无存的孤本，弥足珍贵。但几十年间敦煌数度遭盗抢，几经劫难，敦煌遗书在中国国内现仅存两万件，英、法、日、美、俄、瑞典、奥、韩诸国均有敦煌文物收藏，数量无从估计。

　　殷墟甲骨，为中国殷商后期的王室档案，内容几乎涉及了3000年前殷商时代的方方面面。但自出土之日起，殷墟甲骨即惨遭流失，被以各种名目搜购、席卷。目前所知殷墟甲骨约20万片，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遍及日、美、英等12个国家。

　　192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将六大箱共1200余件书画精品盗运出宫。这批文物珍品随他辗转北京、天津、长春等地，时间长达22年，途中被不时变卖，最终存于长春“小白楼”中的剩余文物精品又遭兵匪哄抢。经查，这1200余件宫廷文物精品绝大部分流失海外。

　　1928年，军阀孙殿英率部野蛮盗掘了清东陵乾隆和慈禧陵，墓中所聚国之瑰宝被洗劫一空，绝大部分被孙殿英用于购买军火而散失异域他乡，损失浩大，至今无法估算。

　　日军侵华战争也给中国的文化遗产带来一场浩劫，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失踪，至今无从查寻。值得注意的是，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进行了三个月有计划、大规模的疯狂文化大掠夺。当时中国最高科研部门的中央研究院以及原中央图书馆、清凉山国学图书馆由于日军抢掠，损失了大量珍贵文献和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