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娄底、长沙

　　光绪年间，曾氏门人薛福成作《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列83人。曾在幕府中担任要职后又官至一、二品大员的沈葆桢、庞际云、勒方锜、厉云官、孙长绂、万启琛等人都没有提及，而一些过客，如吴敏树、俞樾、王闿运等却被植入。

　　《曾国藩日记》中提及的人物，有名有姓者3110多人。跟他有过或深或浅关系的亲友同僚，《曾国藩通鉴》中梳理出425人。其中，有200多位在不同时期经常出入他的湘军大营或两江总督府。

　　始于汉唐甚至更早的幕府和幕僚制度，到了曾国藩的时代仍在运作。这些门人或精通政务，下笔有神；或善理钱财，能包揽钱粮；或熟悉律令，能代办词讼。通常，督抚公务有限，聘请若干幕僚，最多8-10人，足以应付。

　　因为剿灭太平军的需要，晚清组建了体制外的湘军，导致“中央权力下移”。督抚权力扩张，既要带兵打仗，又要兼理地方——募勇、筹饷、办粮台、办盐务、劝捐、征厘、办案、报销(将军中历年开支编造成册，呈报清政府审批)，加上洋务兴起后办书局、制造军械等等，人才需求随之大长。

　　据说，每有投效者上门，曾国藩先发少量薪资让他安顿下来，然后会面，察其言观其色：有胆识血性的派去领兵打仗，胆小谨慎的分派筹办粮饷，文才好的办理文案，学问渊博的校勘书籍。个别人身兼、历任数职。

　　唐浩明说，在选湘军将领时，曾国藩的原则是：功名心急迫的人不用，官气重的人不用，口若悬河的人他也不喜欢。理想人选是农民出身，祖父、父亲都是种田人。谢绝侠客，因为那些人容易“坏律”。

　　作为一个“一宗宋儒，不废汉学”的文人，曾国藩身边汇拢了当时的名儒宿学，如钱泰吉、刘毓崧、罗汝怀；汇聚了各路才俊，如忠义局的陈艾、方宗诚、汪翰；编书局的莫友芝、汪士铎、李善兰、张文虎、刘寿曾(刘毓崧之子)等。还有秘书处的多位智囊：左宗棠、李鸿章、钱应溥、刘蓉、郭嵩焘。

　　审案局是紧随秘书处之后设立的幕府机构。如长沙审案局的刘建德、厉云官等人是最早的一批，“曾剃头”的得来，有他们一半功劳。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协助清理历年积讼和办理天津教案的主要有：张丞实、李兴锐、庞际云、孙长绂、吴汝纶等。

　　曾氏幕府，实际上涵盖了一个小型政府的职能部门。曾国藩本人是最高领导兼“组织部长”，任用提拔、弃用参劾，他说了算。如李元度是在他最困难时入幕的，多年患难与共，像家人一样，曾对李有“六不能忘”之说，包括李曾经3次救了他的命。但因触犯曾氏大忌“失诚”，而且改换门庭投的是敌对方幕府，多年私谊转成私怨，遭曾国藩两度参劾。

　　智囊与奏折

　　智囊也是谋士，须通晓政务，文才优长，尤擅草拟奏章，他们是离曾国藩最近的人。

　　唐浩明对记者说，李鸿章是曾国藩惟一严格意义上的学生，两人师生之谊长达30多年。李比曾小12岁，入仕之时，曾已是二品大员。李鸿章于咸丰九年入曾氏幕府，又因故离去。郭嵩焘劝他“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终须赖之以立功名”。35岁的李鸿章听劝重返，果然青云直上。两年后因曾国藩的奏保由道员直升江苏巡抚，五六年间位至钦差大臣、湖广总督。

　　1861年，上海士绅到安庆向曾国藩求援，并许以重诺。九帅曾国荃当时正攻天京；同乡大将陈士杰正在湖南与太平军交战；幕僚中的其他几个人也都脱不开身。此时，李鸿章毛遂自荐，曾国藩便让他去淮北招募一支新军，即日后的淮军。就这样，曾并非刻意地将李鸿章推上淮军首领的位子，20多年里，淮军逐渐取代湘军，成为主力。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期间，幕府里聚有后世所谓“文学四弟子”的张裕钊、吴汝伦、黎庶昌、薛福成，都为他代拟过奏折。而同治元年李鸿章凭一道《参翁同书片》参倒帝师家人，一时间成为大小幕府争相传抄之物。

　　这年年初，办团练起家的安徽凤台人苗沛霖在清廷、捻军、太平天国三方之间来回投靠、首鼠两端的事迹败露。安徽巡抚翁同书处理苗案失当，丢城失地，谎报军情，直接影响到湘军在安徽的战事。曾国藩自然要参他一本。

　　但要参倒翁同书，谈何容易。其父翁心存历任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授体仁阁大学士，是同治帝的老师。其二弟翁同爵当时任盐运使，后来官至湖北巡抚兼湖广总督。三弟翁同龢以状元入仕，是同、光两朝帝师；后因辅佐光绪维新，在史上留有大名。

　　曾国藩命几位幕僚各起草一份奏折，结果，39岁的李鸿章所拟的这道696字的折子脱颖而出，其中称翁的行为“颠倒是非，荧惑圣听，败坏纲纪”、“廉耻丧尽，恬不为怪”，故“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最后还没忘“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其笔墨之干净、逻辑之严密、分寸之恰切和由此产生的杀伤力，远非今天的大部分时评可以比拟。

　　结果是：朝廷将翁同书革职，判绞监候(即死缓)。后因翁心存病故，同治帝给翁家一个面子，才改判充军新疆。

　　另一种影响

　　曾国藩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当他犹豫不决时，如果不是幕僚的推动，他是很难下定决心，向前迈进的。

　　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派遣留美学生这类洋务事宜，主要是接受容闳的建议，跟丁日昌、李鸿章、郭嵩焘等人商量后决定的。他后来吸纳的“研精器数、博涉多通”的徐寿、对格物致知之学格外有兴趣的华衡芳、在伦敦布道会上海分站墨海书馆担任翻译助手的数学家李善兰等，都是中国近代最早接触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一批人。

　　江南制造局的迁址扩建，翻译馆的增设以及后来和上海同文馆合并等等，又为他带来徐建寅、吴家廉、龚芸棠、吴大廷、冯焌光、李兴锐、陈兰彬以及英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人林乐知、玛高温等外国幕人。

　　常常，幕僚也对他有一种行为上、政绩上的监督。治军闲暇时，曾国藩喜欢跟宾朋下棋，王家璧切谏他“惜精神”，集中精力安内靖外，曾国藩听了为之动容，从此收敛。

　　更严格的监督来自左宗棠。左宗棠的个性，恰好是曾国藩的反面。二人交往几十年，数次失和——

　　靖港战败，左宗棠特去长沙，痛骂曾国藩一顿。

　　江西某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跟朝廷叫板，借口回乡丁艰(父丧)撤出江西。左宗棠派兵支援，找不到人，致信曾国荃痛骂其兄。曾国藩忍让了，过后拜访左宗棠，此后交好7年。

　　曾国荃攻下天京，曾国藩报捷奏折中说幼天王已死，左宗棠上奏纠正说没死，所幸朝廷喜兴头上没有追究“欺君之罪”。此后二人8年不通信。

　　曾国藩病逝，左宗棠闻讣“甚悲之”，“致币百金”为其料理后事。在给儿子孝威的信中，左宗棠说：“吾与侯有争者国势兵略，非争权竟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疑之词，何直一哂耶！”

　　随着曾国藩登上当时汉人官员所能达到的权力高峰，幕僚中也有野心勃发之人。

　　有两则幕僚劝进(劝曾国藩称帝)的史料 ：一是彭玉麟(水师统帅)递纸条 ：“江南半壁江山，老师其有意乎？”据说曾国藩看罢连骂两声“放肆放肆”，将纸条吞下去了；二是王闿运的游说，王一生致力于“帝王学”，曾在肃顺家中教书，肃顺被慈禧杀后，改入曾府。当他言明此意，曾国藩一语不发，手蘸茶水在桌上写字，并借口走开。王闿运走过去一看，满桌都是“妄”字。

　　1977年12月16日，俞大缜教授在“中过风手不灵活，眼内白内障很严重”的情形下，“费尽了力”写下一则200多字的材料。其中提到，她曾听母亲曾广珊(曾国藩孙女)亲口说过：“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