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家族系列：曾国藩家族

　　本刊编辑部

　　1885年，大清外交官曾纪泽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称中国“似入酣睡，固非垂毙”。

　　同治年间，由恭亲王奕和文祥在北京主持，由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在京外推动的自强运动，是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棒喝和日本咄咄逼人的威胁下最初的觉醒。从咸丰十一年恭亲王和文祥聘请外国军官在天津训练新军，到光绪十四年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中国积极致力于国防的近代化，而国防的近代化又必然要求交通、教育和经济的进步，于是同时有了建铁路、设新式学堂、设招商局、开采煤矿金矿等一系列的新举措。

　　自强运动只是在科技层面上学习西方，该运动的五大领导者都认定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内在精神完美无缺，完全没有想到要去借鉴他人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遗憾的是，技术进步远不能解决一切，甲午海战，排名世界第八的中国海军败给了排名十一的日本海军。梁启超对于自强运动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 。

　　中国两千年历史上仅有的两次变法——王莽的变法和王安石的变法，都以失败告终。1898年，光绪亲政，在康有为的指导下，推行了冒犯太多既得利益者的百日维新。很快，戊戌变法以惨败告终。

　　1901－1905年，慈禧太后推动了一次几乎与1898年的改革雷同的改革。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败俄国，实业家张骞说，“日本的胜利和俄国的失败是立宪主义的胜利和专制主义的失败。”梁启超也开始大力鼓吹君主立宪思想。1905年12月，五人考察团赴国外考察。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发布“宪法大纲”，规定宪法生效以前，仍有9年预备期。这个“大纲”实际上给了皇帝比日本模式更大的权力，它规定行政、立法和司法权统统属于皇帝。1910年，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醇亲王宣布宪政筹备期缩短为6年，但是很快他就组织了一个“皇族内阁”，13个任命者中皇亲国戚占了5位。几个月后，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政府的统治。

　　20世纪的中国以如此轰轰烈烈的巨变开始，随后的百年，有更多的轰轰烈烈，更多的迂回曲折——民国兴起、袁世凯复辟、军阀割据、新文化运动、国共角逐、八年抗日、国共内战和新中国建立。1949年以来的历史，其复杂性和丰富性并不因为距离我们更近已被穷尽，它的深处，深处的更多真相，仍在被人们不断挖掘。

　　回顾历史，惯常的做法自然是从第一年说起。这样一种做法有它的方便之处，但是也有可能斩断近代史这一处处因果相联、难以机械拆解的活体。当我们回顾历史，我们最想弄清楚的，是我们从哪里来，以便知道我们想要和可以往哪里去；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哪儿前进了，又在哪儿倒退了，哪些方面超越了前人，哪些方面却原地踏步。

　　自创刊以来，《南方人物周刊》一直忠实于自己的办刊宗旨——“记录我们的命运”。2009年，无疑是一个挖掘中国和中国人之命运的富有意味的年份。不久前，国外有人说，20年后，中国将成为第一经济大国，第二政治大国，而有关中国崛起的言论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1949年距今是一个甲子，再往前推进一个甲子，恰恰可以涵盖百日维新的重要时刻，并且可以衔接由奕和曾国藩等人主导的自强运动，将近代中国的梦想和今天的光荣打通，将百年前的激荡与今天百味杂陈的现实联接，通过一个个影响过中国的著名家族的故事，来完成我们对于百年中国的回望。这是我们推出“百年家族系列”的缘由。

　　首先出场的是曾国藩家族。

　　曾国藩是晚清至关重要的两位人物之一(另一位是李鸿章)，堪称革新和守旧的典型。从清末开始，曾国藩生前最看重的名声已经“毁誉参半”。从民国章太炎所称的“民贼”，到解放后范文澜所说的“汉奸、刽子手、卖国贼”，曾国藩顶着这些帽子进入历史。新中国建立后，老一代史学家在“曾国藩是刽子手还是近代化先驱”这个命题上，耗费了不少心思。

　　上世纪80年代初，岳麓书社推出的30册《曾国藩全集》引起外电评议：“其重要性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随后，唐浩明的长篇小说《曾国藩》引发了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曾国藩热”。从曾国藩这样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上，人们汲取了诸多政治智慧、实干精神、为人处世之道。喧闹中，我们也能听到一些沉潜学人的声音，他们沿着曾国藩留下的奏议、书信、日记和诗文，深入到百余年前中国士大夫身处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对这一阶段的中国真面目给出独立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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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守旧的国家栋梁

　　本刊记者  李宗陶发自湖南娄底、长沙

　　将书包斜挎在身后，像鸭群一样走在小路一边的小学生，在往富厚堂去的路上遇见好几拨。初春的双峰县荷叶镇正下雨，空气清甜，柳条抽出嫩芽，远山笼在薄雾里，曾国藩百年后的湘乡依然是农耕样貌。

　　1875年7月初，《伦敦日报》北京通讯员报道：

　　大清国的教育从孩子们很小时就开始了。在大街上，你可以看到稚嫩的小男孩们抱着满满一包书去上学，他们的书包通常只是个蓝色的布袋。

　　这位英国记者参观过的一所乡村小学堂里放着一具新的柏木棺材，上面贴着红纸，纸上写着“喜”字，取升官发财之意。

　　全体孩子在同一时刻扯着他们最大的嗓门在叫喊，这样做的目的是把正在朗诵的课文背诵下来。他们正诵读的都是大清国的经典著作，譬如孟子的作品。想象一下，在一个乡村学校阴暗潮湿的屋子里，孩子们正在读柏拉图、荷马等人的著作，而且要凭记忆把它们背下来……

　　升官的路径是获取功名，发财倒未必，清代穷困潦倒的京官每天啃烧饼之类的事迹就躺在那些笔记、书信里。各省乡试，竞的是秀才、举人。竹亭公曾麟书一生乡试17次不第，最后只比儿子曾国藩早一年考中“准秀才”(补生员)。曾国藩24岁那年中了举人，入省学岳麓书院。

　　贡生和进士的功名则要进京赶考才能获取。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在《燕山楚水》中展示过一张北京贡院的照片：大约9、10个4尺见方、狗窝似的小房间连成一排，共有100多排，可容纳1万多名各省来的秀才或举人。每间小窝三面由粗砖砌成，一面敞开，考生自带布帘挂上。考试共进行9天，每3天为“一科”，3天内一步不得出来。常有年老考生死在里面。在清朝，如果一个男人穷经皓首，坚持赶考到80岁，皇上会授予他一定的荣誉。而他们作为晋身之阶的作品，在英国记者看来，“包含了数不清的引经据典，都是些以华丽词藻堆砌而成的空泛文章”。

　　曾国藩书写过父亲所作的一副联语：“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61年的生命中，曾国藩实践了“耕读”，却从未在士大夫经世济国的理想面前停下脚步，他的官运也随着政绩的卓著日渐亨通，直至位极人臣。他在道光、咸丰、同治三朝获取的一连串功名，如今镌刻在富厚堂一块长4.35米，宽1.7米的“篤親錫祜”匾额上：赐进士出身、诰授光禄大夫、钦差大臣、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兵部尚书、两江总督、特赏黄马褂、双眼花翎、一等毅勇侯。从小在富厚堂附近长大、如今是讲解员的廖静告诉记者：这相当于今天的名片。

　　历史学家徐中约认为，清朝接受了传统儒家秩序，招纳汉族士人进入官场与满人共事，二元种族体制是清朝王权的特色，但通常皇帝信任满人胜过汉人。

　　从1852年在家乡组建1万多人的团练，到1860年5月授职两江总督统帅湘军，曾国藩没有实权地征战了8年。在他的政治生涯里，相当一部分压力来自朝廷的疑忌，这使得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咸丰年间，朝廷两天内下发两道诏书，一道是任命，一道是取消任命。曾国藩曾对同乡知交刘蓉说过：我浴血奋战，受此猜忌，令人心寒；若被谋害，墓志铭里一定要替我鸣冤，否则死不瞑目。九帅曾国荃率吉字营攻下天京1个月后，曾国藩便开始裁军。一年后，他能调遣的兵力只有6000人。远在紫禁城的慈禧终于松了一口气。1870年曾国藩60寿辰，同治帝亲题“勋高柱石”4字，送到两江总督府。

　　书生带兵

　　1858年10月23日的《纽约时报》刊登过一则新闻专稿，记录了《天冿条约》得到咸丰帝批准后，法国公使葛罗及其秘书、卫队12人初探长城、路遇清国骑兵的经历。

　　这些在首都门户安营扎寨的清国军人们，竟不知道自己的国家一直与英国和法国处于战争状态。什么广州事件、大沽海战、停战协议在天津签订，所有这一切他们一概不知……这些鞑靼骑兵没有弓箭，但每人肩上都背着一杆火枪。他们的火药显得很粗糙，在他们的弹夹里除了子弹还有一些小小的铅块。每个人的长统靴内都插着烟斗和扇子。

　　湖南省作协主席、岳麓出版社首席编辑唐浩明对记者细述了清代的兵制：八旗兵实行世兵制，其退化在史料中多有记载；绿营兵(各省由汉人组建的常备军)主要实行余丁制。所谓“余丁”，就是在军队中省口饭将未成年的穷孩子养起来，他们平时打杂，也出操。当守兵不够时，从余丁中选拔，步兵不够时，从守兵中选拔，骑兵则出自步兵，是清朝最好的兵种。在长期无战事情况下，余丁制导致绿营兵数代“吃官粮”，战场上“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胜者争功，败不相救”已是一种常态。

　　曾国藩很清楚，绿营和乡勇都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他采用了明朝戚继光发明的兵制，组建了一支体制外的新军，并为其注入捍卫传统、驱逐异端的使命。他在著名的《讨粤匪檄》中，指出太平军烧毁孔庙、焚烧四书五经，是对几千年中国礼义人伦的反动。梁启超说过：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完全背离中国文化，不得人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国强说：“在太平军的主张之下，不仅儒学存活不了，佛学、道教也存活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被踏为平地，教中国人怎么活？”

　　书生有血性，书生带起了兵。曾国藩首先集聚同乡师友，量才而用为营官——湘军的幕府一度多达88人；再招募“朴实山农”，拒绝市井油滑。他对最早的湘军将士说：大刀长矛，好比四书五经。清末学者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记述过“诸生讨训山农”的景象。杨国强认为，如果说聚集在洪秀全理想下的农民显示出小农精神世界的一半，那么曾国藩与诸儒生用卫道意识唤醒的，是小农精神世界的另一半。这场战争，是农民与农民的交战。

　　胡林翼行军必讲《论语》；在奔赴战场的路上，曾国藩坐在轿子里读杜甫、韩愈的诗文；左宗棠“出山十余年，跃马横弋，心扬心粗，恐善源日涸，得暇即亲六籍”。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里，讲述了这些前清进士(胡、曾)举人(左)带兵打仗的有趣情形。

　　这些私募军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听一个长官的号令，而每个营官又只听命于一个统帅。长江上，到处飘扬着湘军水师那面长12米、宽7.85米的“帅”字旗。从曾国藩的湘军到李鸿章的淮军，再到袁世凯的北洋新军，都表现出“将在营在，将死营散”的特征——唐浩明对记者说，中国军阀的源起，恐怕要追溯到曾国藩；而杨国强教授从中看出：清廷冲破祖制从建立湘军始，它直接导致了中央权力的下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