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家30万卷藏书的命运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娄底

　　在竣工至今的143年里，富厚堂迎来送往，独没有迎进过真正的主人——曾国藩果然一步未踏进这新宅，只在富厚堂旁边的思云馆住过1年零6个月。

　　1866年，曾纪泽携家眷及77箱书住进来；抗战期间，曾家100多口人避难老家，是这座宅子人丁最兴旺的时段。土改后、“文革”中，这座宅子是当地公社、卫生院、供销社、粮站等单位的“公房”。

　　曾纪泽入住富厚堂后，因为没地方放书，征得曾国藩同意后建了藏书楼，于是有了曾国藩的“求阙斋”、曾纪泽的“归朴斋”、曾纪鸿夫妇的“艺芳馆”，后来曾宝荪又将“思云馆”辟为藏书楼。

　　据曾昭棉先生回忆，抗战期间，曾有四五位驻华美军军官来到富厚堂，曾约农办了一桌酒菜请他们。席间对谈，曾约农、曾宝荪是标准的伦敦音，曾昭棉的众多兄弟嫂子留美归国，也个个能说英语，让这些身处山区的美国人大感诧异。他们参观了藏书楼，看到曾纪泽从英、法、德带回的各国原版书，以及从艺芳女校运回的英文书，爱不释手，几乎不想下楼。“他们后来又来过几次，有一次吃醉了酒，是用轿子抬回去的。”

　　与晚清四大藏书楼媲美

　　曾国藩未点翰林之前收藏的书籍，有文字记载的是26岁进京赶考、返乡途中在金陵书肆典了四季衣裘购进的《二十三史》。归家禀告父亲后，竹亭公且喜且诫，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借钱买书不怕，可以尽力想法替你赎还，你若能圈点一遍，就算对得起我了。这一年，曾国藩几乎足不出户，将《二十三史》通读了一遍。

　　京师为官12年，也是曾国藩流连琉璃厂30多家书铺、结交书友的12年。身居高位之后，一些地方官和士绅投其所好，大量呈赠书籍字画，其中不乏珍本。

　　据胡卫平考证，富厚堂这4座藏书楼16间房、800平方米，历经5代人，共藏书30万卷(约计10万册)，足以与晚清四大私人藏书楼——浙江陆心源的“皕宋楼”，浙江丁申、丁丙兄弟的“八千卷楼”、山东杨氏的“海源阁”和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媲美。

　　胡卫平告诉记者：曾家藏书的价值，首先在于相当数量的宋版书，如宋绍熙刻本《公羊传》31册、宋抚州本《礼记》16册、北宋本前后《汉书》各60册、宋刻本《仪礼疏》、宋版《庄子》、宋本《笺注陶渊明集》、《苏写陶书》、宋拓《皇甫碑》等。其次在于，凡是曾国藩做过官的地方，只要有县志，他都收藏，共计70多种。曾宝荪在回忆录中说过：“我家的县志是很珍贵的一部分。”

　　曾家保存了丰富的研究近代史的资料，如奏折、咨札原稿；录存的朝廷谕旨；兵部、吏部、户部以及平行督抚、将军来往公文的抄件；不同年份的军饷、协济征解、调拨银两、钱粮收支账目和下属官吏月薪年俸的批定、改定；还有太平军将领和触律违纪者的“供状”、“供词”；甚至与下属会面后，此人才、器、识、学、状、貌、可用与否的亲笔手批，也保存着。

　　此外，楼内收藏文物字画、字屏画屏等1000多件；大量的外文原版书，涉及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医学、农学等等，曾纪泽的“归朴斋”里还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

　　楼在，书散

　　今年91岁的第四代管书人王席珍健在。她最乐意讲的，是跟曾宝荪学英文那段。她没有正经上过学，却很能说几句英语。

　　父亲王子陵是曾府第三代管书人，教给她“典守”之责：“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这些典籍和文书。”1942年曾宝荪返回老家，看见庭院荒芜，不免凄惶。当她转到藏书楼，只见琳琅满架，一尘不染。当时，曾国荃大夫第中的藏书已经一本不剩了，曾宝荪大叹“天壤之别”。曾宝荪在家期间教侄辈学英文，王席珍在一旁伴读3年，进步很快。

　　湖南和平解放前夕，曾宝荪、曾约农姐弟派人回富厚堂，将曾国藩父子兄弟的日记、手迹以及部分珍贵文献(包括《李秀成自述》真迹等)装成4大箱运到九龙。他们在香港寓居了两年。1951年，陈诚以“中华民国副总统”名义一再邀请曾氏姐弟赴台，运到九龙的这部分曾氏家藏手稿文献同年随曾氏姐弟迁置台北。1972年，年事已高的姐弟二人将它们寄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直到今天。

　　王席珍守着剩余的部分。她清楚地记得，1949年下半年，长沙来了两个姓陈的人，将3座书楼打上封条；又过了四五年，省城来人雇请民工将书担至衡山县百果镇，足有200多担，然后装船发运长沙。现在湖南图书馆收藏有曾氏富厚堂各类图书和手抄本12000多册，湖南博物馆收藏有曾国藩亲自批点的鄱阳湖胡克家翻元兴文署本《资治通鉴》以及部分书画等。

　　藏书楼里的其它东西，在经历“土改”、“四清”、“文革”等等之后，大部分散佚了。胡卫平告诉记者，“土改”时，曾有村民将曾家线装书上、下的留白部分(用作眉批之类)裁掉，因为“可以充当一本记账的小本本了”。今天的藏书楼，架上零星躺着些影印件或从附近村民家收来的线装书，摆摆样子。曾经存在110年的曾家藏书楼，空了。

　　2006年，曾国藩故居藏书楼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曾国藩影响过他们

　　梁启超

　　从旅日期间到最后病逝于北京，曾国藩在德性修养方面的克己慎独工夫对梁启超起到过精神支柱的作用。康梁分道扬镳后，曾国藩著作长伴梁启超左右，使他在几次重大挫折与激愤中，能很快恢复平静沉着。晚年，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书信中说：“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性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你们都能。”

　　毛泽东

　　杨昌济初见青年毛泽东，“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曾国藩)、梁任公(梁启超)之例以勉之”。在他的影响下，毛泽东认真研读过曾国藩的许多著作，长沙求学期间，他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讲堂录》中记有：

　　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他在《讲堂录》中还评议说，如同宋代范仲淹高过韩琦一样，曾国藩也高过与其“并称”的左宗棠。他认为，范、曾都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不仅成就事功，其思想也影响社会。

　　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现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指出：

　　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

　　唐浩明先生说，1995年全国首届曾国藩学术研讨会期间，历史学家朱东安先生(曾任范文澜秘书)在双峰跟他讲过一件事：1967年，范文澜病重住院，毛泽东派女儿去医院看望范先生，转达他讲的两件事：一是要范先生安心养病；二是《中国通史》下卷能写完否？其中对曾国藩的评价，可重新商榷。

　　蒋介石

　　一生效法曾国藩为人处事，曾要求国民党军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曾国藩、胡林翼)”。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经国离开苏联，回到离别12年的父亲身边。蒋介石要求他潜心阅读《曾文正公家书》。离开大陆到台湾后，蒋家父子一直在研读曾氏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