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布转型后，大冶不再收留外来矿山企业，不再新吸纳矿老板出身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此，大冶民间在议论，这是傅市长逼矿老板搞转型

　　《望东方周刊》记者陈安庆 | 湖北大冶报道

　　2009年4月13日，湖北大冶市龙角山矿区。

　　尽管过去了14年，但石志珍依旧不愿提及那个离别的季节。

　　1995年，大冶龙角山镇新冶矿的大部分职工，一窝蜂地“逃离”了坚守40多年的家乡。只剩下那些苍老的矿山，遗留着矿渣和坑口。

　　整个新冶矿只剩下像石志珍这样的80多位老矿工留守。离开的原因只有一个，资源枯竭了，就像一块已被挤干了水的海绵。

　　龙角山是依托矿区建起来的小镇，资源枯竭前，整个矿区有一万多名矿工。曾经，这处不起眼的小山村有电影院、医院和宾馆，因为消费能力高，矿工们甚至比城里人更早看到最时髦的电影。

　　1994年，龙角山发生尾砂坝溃塌，造成28人死亡，尾砂坝形成的悬湖面积达1200亩。

　　后来，龙角山撤镇改村，只留下村小。龙角山村人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也有村民背着筐子去捡一些废弃的矿石，磨碎后拿到市场上卖。

　　现在，龙角山的地表已经明显塌陷，石志珍以前的破屋早已垮塌。就在本刊记者到此的前3天，一场大风将堆积如山的尾砂吹起，村庄因此刮起了沙尘暴。

　　在大冶，龙角山并不是唯一因矿产枯竭而从地图上消失的乡镇建制。石志珍介绍说，2001年，铜绿山镇以及铜山口镇也和龙角山一同“撤镇改村”。资源的枯竭，让大冶原来23个乡镇，缩减到14个。

　　2007年下半年，大冶申报了“资源型城市转型”，2008年3月列入第一批资源枯竭城市。

　　采矿潮

　　地处湖北“冶金腹地”的“铜都”大冶，有太多值得骄傲的历史。

　　早在商周时期，大冶的铜录山就被开采了。到了宋代，因“大兴炉冶”，该县得名“大冶”，正式建县。这个“冶”字，定格了大冶千百年来的产业形态。

　　大冶发改局副局长吴中伟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大冶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型城市，19世纪末，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在此开办大冶铁矿和大冶钢厂，创办汉冶萍公司。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先后投资建设了大冶钢厂、大冶铁矿、铜录山铜矿等20多个重点工矿项目。1970年，大冶铁矿年产量600多万吨，被称为“武钢粮仓”。

　　大冶经济局官员朱容情说，新中国成立至今，大冶累计向国家提供铁矿石1.74亿吨、铜矿石1.3亿吨。

　　矿产资源产业成了大冶的经济支柱，大冶工业经济总量的70%、税收的60%，来源于资源产业。

　　改革开放以后，企业权利下放，大冶的资源开采强度逐渐增加。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发展基础工业，中央提出资源开发“有水快流”，鼓励矿业开采。此时，大冶“全民采矿”，人们因矿而聚拢，形成村落、乡镇，龙角山镇便是其中之一。

　　当地报纸称，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大冶500多家矿山上，有近10万人参与采矿。当时，每9个大冶人中，就有1个人从事矿业开采。

　　“但这也正是资源无序开采、矿山破坏的主要因素。”吴中伟说，“那时还没有科学规划。”

　　他说，直到90年代，大冶的生产结构仍然比较单一，“基本上以矿石为主”，延伸产业链、对产品进行深加工，这些问题只是想想而已。

　　铜都“荷兰病”

　　国际上将资源产业短期繁荣的后遗症，称为“荷兰病”。许多资源型城市，都体验过这种痛楚。数十年来，大冶重开发不重治理，政府 “恋税”，企业“恋矿”，加速了矿产的过度开采。

　　矿井越挖越深，矿产越采越少。据大冶国土资源局于小强向本刊介绍，大冶的铁矿石还能开采五到十年，铜、煤只能开采三五年。于小强认为，这还是保守估计，有些储量少的矿井，或许2010年就关闭了。

　　原大冶钢铁厂厂长关青太告诉本刊，从上世纪70年代起，一些矿就陆续关停，1978年以来，开富矿弃贫矿，余下的边角余料没有很好利用，留下一个破破烂烂的矿山。

　　矿产资源的开发，导致矿产地质环境破坏，诱发地质灾害，其中以地面塌陷最为突出。于小强介绍说，大冶市129处地质灾害中有70处，是由过度开采地下矿引起的地面塌陷。

　　大冶发改局副局长吴中伟说，目前大冶市已多处出现了地下水枯竭、井水干枯现象，而工业三废排放的废渣中含有的重金属，也严重危害了当地的水土资源，“目前，大冶已经没有一条干净的河流。”

　　另外，尾砂库内含有化学药剂和重金属的水，渗透到地下和农田，导致短期内无法耕种。

　　大冶资源城市转型办张劲英告诉本刊记者，大冶曾经的饮用水源大冶湖，也没能在矿产开采中避免被污染的噩运，如今“湖里的鱼都有股怪味”，湖水完全不能饮用，湖面几乎缩至原来的三分之一。大冶只能花费4700万元，铺设管道从长江口引来全市的饮用水。

　　同时，大冶的社会问题在增加，“五万工人失业，四万农民失地”。

　　“矿石拿走，污水留下。矿产开采完后，很多企业就拍屁股走人了。”张劲英说。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矿产大幅降价，大冶就曾试图转型。但过度迷信资源与交通，使大冶最终放弃了引进新产业，转型失败。

　　招商打出“资源枯竭城市”招牌

　　大冶市长傅继成对“资源型城市转型”早有准备，在来大冶任职前，他一直在湖北省发改委工作，关注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他的MPA硕士论文就是以“大冶转型”为蓝本。

　　2006年初，新任大冶市长傅继成发现，大冶已经进入了资源枯竭的状态。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其他资源型城市大多是被动等待国家支持，“我们是直接主动申请转型”。

　　2006年早春，大冶市委、市政府召开封闭型会议，讨论经济转型——按现有储量，铁矿石还能开采15年，铜矿可开采30年，矿卖完了怎么办？全市税源，采矿业占58%以上，这样的结构，还能支撑多久？

　　2007年，吴中伟在国家发改委有所耳闻，国家可能对资源城市进行申报审批。当时国家关注的重点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也有一些典型的城市，像河南焦作、江西萍乡，而大冶不过是个县级市。

　　2007年下半年，大冶发改局主动申报了“资源型枯竭城市”，2008年3月份得到批复。

　　现在，一进大冶市区，就会看到“全国资源枯竭城市大冶欢迎您”的醒目横幅。对于“资源枯竭”这四个字，大冶市民看了心里不是滋味，有一段时期，傅继成的电话被打爆了，市民纷纷建议把横幅拿下来。

　　“在大冶人眼里，资源枯竭并不是好事，并不值得炫耀。就像一个人家里没钱，还要在脸上写着‘我是穷人’一样。”但傅继成觉得，这恰恰体现了对矿产资源的依赖和依恋，而“资源枯竭城市”是对全大冶人的警示。

　　傅继成坦言，现在大冶的对外招商，打出来的招牌就是“资源枯竭城市”。而大冶良好的工业基础、采冶技术、政府的支持、民间积累的财富，都成了优势。

　　2008年3月，大冶市资源城市转型办成立，人员“高配”，以显转型决心。转型办一共有5个小组——经济转型、生态转型、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和机制转型。

　　此举，吸引了云南个旧等资源枯竭城市前来取经。

　　在成为国家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之后，大冶每年得到了2800万元的财政支持。

　　对此，傅继成并不特别倚重，“国家支持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主导因素还是自力更生，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还是杯水车薪。”

　　“大冶转型办的工作，第一是争取倾斜政策，第二个是争取国家的重大项目。”张劲英说。

　　在傅继成看来，资源枯竭城市更期待中央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实施细则》尽快出台，他建议补偿的范围可以包括环境治理、地质灾害防治、就业和社会劳动的保障；对于一些已经得利但又撤走的污染企业，应该本着“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对地方进行补偿；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在具体实施中则需要中央政策上的支持，比如税收、信贷等政策的倾斜。

　　破除“恋矿情结”

　　傅继成告诉本刊：“转型是个长阵痛期，大冶必须破除恋矿情结，发展新产业，主动求变。”

　　他说，长期以来，大冶存在“大矿小开”、“一矿多开”、“无序抢占”与分割矿山等较为严重的现象。尤其是乡镇以下的小选厂，盲目建设，过多过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而大中型矿山的选矿厂却“吃不饱”。

　　据大冶经济局朱容情介绍，大冶民间储蓄资金达100亿，居湖北全省之首，而这些钱袋子大多攥在“矿老板”手里。

　　“大冶面临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和洗牌，我们对上千家五小企业‘动真格’，断电源、拔杆子、拆机子、毁池子、拆房子、平场子。”傅继成说。

　　宣布转型后，大冶不再收留外来矿山企业，不再新吸纳矿老板出身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此，大冶民间在议论，这是傅市长逼矿老板搞转型。

　　一批矿老板因此将资金投到“制造业”及“第三产业”上，大冶的地方经济没有降低，反而被拉动起来。

　　招商成为转型的另一个战场。在灵成工业园的沿途，本刊记者看到这样一则标语：“能帮助我们吸引外资的是恩人，能帮助我们的客商是亲人，能打开招商引资局面的是能人，影响环境的是罪人。”

　　4月13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谁能邀请世界500强企业董事长、总裁或总经理到大冶市考察，每人次由当地财政奖励1.2万元；成功引进项目，最高可以奖励50万元。

　　世界500强企业富士康配套产业园、中国500强企业南京雨润集团，已先后落户大冶。

　　大冶正在组织第二轮“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目的是让政府破除“恋税情结”，让企业摒弃“恋矿情结”。傅继成认为：“哪怕GDP减缓，也不能放弃转型再走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