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泰富被视为荣智健的家族企业
利益均沾
当然，任何冒险行为背后，必然有利益的驱动。荣智健如此积极地引领中信泰富进行高风险的迅速扩张，除个性使然，更重要的是与其个人数十亿的利益关联。
荣智健的首富之路是通过不断认购、增持中信泰富股份完成的。早在1992年3月“中信泰富”配股时，荣智健就率先认购了3000万股，到1993年12月31日，他已持有“中信泰富”股份9258.1万股。
1993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去世，荣毅仁接替其当选国家副主席，并辞任中信董事长；同年，王震之子王军出任中信总经理，两年后，王军再次升迁，出任中信集团董事长。与荣家交情匪浅的王军走马上任第二年，1996年，荣智健便由香港孤身前往北京拜会他，提出中信泰富管理层持股的建议。
据称，除了看准荣王两家的交情外，荣智健同时也在京动用了不少关系。故虽当时中信集团内部高层都不相信刚毅的王军会同意折价由管理层受让中信泰富的股份，但最终结果却是中信集团将3.2亿股份以低于市价25%配售给了中信泰富管理层——其中2.91亿股由荣氏独得。
此后，荣智健继续不断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增持股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一方面，荣利用香港有良好的股票抵押融资环境，通过股票抵押筹得收购所需的巨资。另一方面则由中信泰富不断派息，并通过“特殊收益”与“特别股息”，强化当年盈利与现金流，使大股东即其自己获取巨额分红。
增持股份，自己派息给自己获取高额收入，再增持股份——了解了荣智健个人财富的累积轨迹，就不难理解当年这些大型收购之于其个人利益的意义。
1991年收购恒昌行后，中信泰富即出售中环恒昌大厦及部分长期投资形成11.31亿港元的“特殊收益”，连同当年正常利润派发股息160元/股。荣智健个人获得约2.02亿港元派息。
1996年中信泰富出售“港龙航空”17.66%的权益予“中国航空公司”，出售“香港电讯”约12%的股权，形成了33亿港元的特殊收益；1997年5月，“中信泰富”又将“香港电讯”7.74%的股权出售给“光大集团”，形成35亿港元的特殊收益……而在1996、1997和1999年中信泰富发放的这3次“特别股息”里，荣智健个人又从中分红达17.8亿港元。
据公开资料显示，荣智健在中信泰富的各种分红总额已经达31.07亿港元。
除此之外，他也擅于在中信泰富的各项大型投资中搭“顺风车”赚钱。对恒昌行的第一轮收购，荣智健个人出资收购了6%的股份，随即转手将股份出让给中信泰富，左手倒右手，轻易就赚了8000多万。
财富与权力的转换
从当初以纯职业经理人身份进入中信泰富到如今，荣智健已拥有中信泰富约19%的股份，而第一大股东中信集团的持股比例则由1996年前的47%降为28.86%，二者持股比例差距越来越小。
巨亏事件爆发前，香港人大多不知道中信集团，在他们眼里，中信泰富就是荣智健的家族企业。更何况荣智健的儿子荣明杰、女儿荣明方均在集团内历任要职。如果不是这次的巨亏漩涡，荣智健要渐渐将中信泰富彻底改弦更张为其家族企业亦并非不可能实现。
“事实上中信泰富与荣智健的私人公司已完全没有分别。内部根本没有任何管理和监督机制，完全是荣智健一个人说了算。”一位曾在中信香港位居要职，后因与荣智健理念不合而离开中信的人士表示。
外界对荣智健在中信泰富的持股比例，以及他个人资产的飙升并非没有质疑，对此，他从来不以为然。“我已协助中信集团把资产从2.5亿增加到差不多250亿港元，为什么不可以也把自己的资产也翻几番呢？”
这种理所当然的心态要追溯到荣家历次的资产变迁。
作为工商界翘楚荣毅仁的独子，甫当成人之际的荣智健其实并没有打算从商。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荣毅仁就配合政府将名下所有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意味着荣家后人再也不必承继家业，而荣毅仁自己作为上海民族资本家的总代表，则当选了上海市副市长。
直至成为中国首富后，荣智健还不时回忆当年的阔绰生活：“我们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许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家人出入常有专车接送。”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也许这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荣公子1965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后，会安心从事他的技术工作，每年领取不菲股息，继续过着舒适而优渥的生活。然而一场“文革”，荣家所有资产被没收，荣毅仁还成了“ 专政”对象，荣智健也被下放至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吃了8年的苦头。
与经历过抗战风雨的父亲不一样，荣智健自小娇生惯养，很难想象这8年苦难在他心理上形成了多大落差。1972 年，随着“文革”结束，荣毅仁身份被恢复，荣智健也终于得以返京，但6年后的夏天，他却突然决定远离妻儿，携带着简单行装和单程通行证独闯香江。
也许，在荣智健心目中，他借助中信泰富得到的，并不如“文革”前后荣家为国家贡献的和失去的多。荣家两三代人数十年艰辛打拼回来的家业，曾在数年里全数失去，而荣智健又在十数年内将曾经富裕豪奢的生活重建了起来。
香港有不少像李嘉诚、伍集成这样的富豪，虽然家财万贯，但不喜欢更换豪宅，依然保持简单节俭的生活习惯。
但荣智健恰恰相反，他拥有香港最奢华的私人游艇甚至森林；曾在英格兰的萨塞兄斯伯乡间购下一栋曾为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拥有的豪华别墅，成为当日英国媒体的头版头条新闻；花3亿港元买下一架私人飞机，为香港富豪正式开了私人购买飞机的先河。“我不想过那种清教徒式的生活，我喜欢开豪车、住大屋、吃大餐。”
终有迈不过的坎
不过，荣智健人生道路上的无限风光在2008年10月戛然而止了。
2009年3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问：这次是不是中信泰富有史以来第一次亏损？他表情沉重地答：是的，是第一次亏损。
中信泰富巨亏丑闻引爆后，香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第一时间撰文抨击荣氏“赚钱私有化，亏钱国有化”——此乃对他个人极为严厉的指责。
一朝众叛亲离，原因不仅在于不理智的外汇投资决策，更在于事件当中荣智健没有表现出一个上市公司主席具担当的一面，而是更不明智地延迟公告甚至推诿责任，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全然押在母公司中信集团身上。
巨亏消息公布后，荣智健当即声称事前对此交易毫不知情，合约是由财务董事张立宪越权签定。在家族控制力度如此之强的中信泰富里，堂堂主席竟对涉及90亿的合约毫不知情，这当然得不到外界的采信。更何况公司2007年年报显示，荣智健之女荣明方才是中信泰富的财务部董事，张立宪及周志贤不过是副董事总经理及执行董事。
“每一个异常行为背后都应该有其动机。张立宪作为一个领取年薪的高管，即使投机行为赚了钱，对他个人毫无好处，但一旦亏了，他立时便饭碗不保。于情于理，他都不可能违反公司管理规定去做这笔交易。”刘梦熊说。至于投机交易一旦产生“特殊收益”，与中信泰富内谁的利益相关度最大，则不言而喻。
而急于推脱责任的同时，荣智健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再次飞往北京寻求总部支援。
公司发展一帆风顺时，荣智健总想摆脱中信泰富与中信集团的关系，证明自己单飞的能力；但一旦遇到危机，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却又是中信集团。遇事就找母公司撑腰，这已不是头一遭。
1996年认购2.91亿中信泰富股份，荣智健的资金来源是汇丰银行贷款。1998年金融危机中，“中信泰富 ”股价曾一度跌至13.2港元，荣智健股票市值约下跌至60亿港元，一度面临被银行及证券行斩仓从而破产的境地。
当时父荫尚在，荣智健紧急求救中信集团，母公司即以3亿美元在市场回购股票，将中信泰富股价维持在20港元以上，并向以荣智健为主的中信泰富管理层提供免息贷款。凭借母公司提供的贷款，荣智健不但顺利渡过难关，并继续趁低增持公司股份。金融危机过后，中信泰富股价大涨，荣智健因祸得福，成就了中国首富的地位。
10年一个轮回，2008年荣智健再次因为金融危机陷入困境，只是，1998年他亏的是自己钱，尚可凭借父荫及母公司特殊之极的“借贷”力挽狂澜；但这次，他亏的是上市公司的钱，即使中信集团伸出援手，也未必能将其从麻烦中拉出来。
2009年1月2日，中信泰富在港交所网站发布公告称，香港证监会确认对公司展开正式调查，当中涉及17名董事，其中包括荣智健及其长子荣明杰。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调查的起因不是炒汇事件本身，而是中信泰富对巨额亏损消息推迟 6周披露，涉嫌虚假陈述、串谋欺诈。
他先是忘记了，离开了中国大陆，离开了香港，在海外市场上，那些政治和人脉资本再也不能作为他的后盾；然后他又忘了，中信泰富本质上还是一家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不是荣家的私人产业，把个人利益放在投资者利益之上，随意延迟公告，即使是父亲尚有余荫，此番也保他不住了。
而在4月11日，总理温家宝在泰国参加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时曾向记者表态说：“中信泰富发生的问题，要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和金融监管的法规来进行处理，内地和其他各个方面都不要干预。”
不过，以前赚钱私有化也好，这次亏钱始终是要国家埋单也好，中信集团最终还是决意安排15亿美元备用信贷助中信泰富渡过难关，避免了其破产的命运。
同时也间接地给了荣智健一个体面退场的台阶。
只是，从常振明接任中信泰富董事长一职那一刻起，荣智健应该清楚，即使儿子和女儿还留在这栋大楼里，但荣氏在中信泰富的辉煌已不可再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