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归国继位路难行

　　★采写/《小康》记者 于莉娟

　　虽然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据，但很多现实的案例证明，富二代回国继承家业，几乎是不二的选择。

　　继承不易

　　看着教学部主任递过来的教学改进计划，汤小姐的心里满是无助，尽管已经回国一年了，但是面对一份字面上看上去无懈可击的计划书，她依然给不出一点意见。对于一家私立学校来讲，所谓教学计划远不是讲课本身这么简单，必须随着各种环境变化而不断作出改变来留住生源，生存下去。“不能简单以教育本身的理念来判断一份计划书的好坏。”在这一点上，她早有领教。

　　于是以“明天我再给你意见”为托词，汤小姐将教学部主任打发走了。转身走进隔壁的办公室，将这份计划书交给自己的母亲，也就是这所私立学校的创始人、校长。

　　果然，又像一年前一样，母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将其中的关键分析给汤小姐听。

　　这份副校长的差使，将汤小姐刚回国时的自信打击得无影无踪。今年30岁的汤小姐曾有10年的海外留学经历，刚出国时，母亲的私立学校刚刚起步，只是租了两个教室，几十个学生。并没想到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当初，汤小姐出国的目的是希望能在国外开拓出另一番天地，甚至把父母也接出去享清福。汤小姐也很争气，无论是上大学还是读研，功课总是非常优异，研究生毕业后，学习金融的汤小姐开始在一家证券公司打工，然而，几年过去了，汤小姐的职业生涯还在原地踏步，而国内母亲的事业却越来越红火，已经成为上海有名的私立学校之一。拿着家里越来越多的汇款，汤小姐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英国的收入无足轻重，此时也并无男友牵拌，于是2008年5月，她回到了中国。

　　作为独生女，母亲当然很高兴看到她回来继承家业。然而，当初帮着母亲一道辛苦打拼的亲戚们也都已经身居高位，尤其是她的一位表哥，跟她一样，也任副校长，能力很强，在学校极有威信。如果汤小姐选择留在国外，继承家业的将是她的这位表哥。

　　她心里一直认为，获得表哥对她能力的认可非常重要。于是，在汤小姐任副校长之后的第一次中高层会议上，她就对一位招生部负责人送上来的看起来严谨的招生计划大加赞赏。之后，汤小姐看到了表哥不屑的眼神，作为校长的母亲也立即指出这份招生计划不合时宜。

　　从那次以后，汤小姐明白了，自己对中国国情太不了解，对教育这个市场的潜规则更是一无所知，她需要学习的还太多。不仅在教学工作方面，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汤小姐也有太多的不适应。怎么可以像这样不按规定办事呢？最初她常常发出这样的疑问和感叹。

　　她已经认识到，在英国的学历在这里一文不值。“本以为出国是镀金，现在才知道，没人重视你的金边，更没人为你镶上光环。只有脚踏实地重新深入了解这个行业的法则才有前途。”一年的时间过去后，她终于理顺一些了，甚至，谨小慎微渐渐成为习惯。

　　不继承也难

　　与那些啃老族不同，在美国留学五年后，丁丁不愿意继承父母家业，觉得那样没出息，于是借债20万开了一家蛋糕店，“可能是习惯了国外的思想，毕业后不愿意用父母的钱，凭自己的能力创造财富才是我人生当中的向往”。丁丁说起这些非常骄傲。然而，不得不提的是，丁丁的20万正是问父母借的。

　　严小民的手笔更大一些，回国后，他看着家里每天日进斗金的酒楼生意，于是决定实现世界连锁中式快餐大王的梦想。可惜，严小民并不熟知餐饮行业的市场、流程和管理，原以为只要想法新，没有不火的道理，因此，不顾父亲的劝告，坚持自立门户，自己创业。生意开张了，但没多久，严小民因不满大厨的态度与之发生争执，结果大厨一气之下离开，而严小民的生意也因为市场不买帐而快速被冷落，面对着亏损的现实，严小民第一次体会到自立门户的不易。

　　事实上，在我们所了解的很多回国接班的富二代中，并不乏积极进取的有识有辈。然而，他们父辈的成就始终像一座龙门，让他们无法逾越。继承家业，于是成了他们较优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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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国的富二代

　　碧桂园的杨惠妍

　　2007年碧桂园于香港上市，彼时，比上市更引人注意的是，碧桂园的财富与此同时顺利地从第一代创始人向第二代转移。

　　杨惠妍——杨国强的二女儿，有着国外留学背景的25岁年轻海归，得到了来自父亲59.5%的股权转让。上市后，作为大股东的杨惠妍一度成为中国首富。

　　“杨惠妍做事干练、机敏，有控制能力，她将使碧桂园完成从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碧桂园人如此期许。碧桂园的设计风格也开始突破土气的特性呈现出个性的风貌。

　　然而，自美国学成归来的杨惠研及她带来的来自美国的管理团队并没有经历过碧桂园的成长，很难对症下药。家庭式企业的运营模式无法摆脱；对房地产企业到头重要的现金流和净利润更难掌控。以至于在接下来的经济低迷期，碧桂园有些步伐零乱。在2009年1月，万科以销售金额21.9亿元超过碧桂园同期的3倍。而2007年以前，碧桂园的净利润及资产周转率都高于万科。杨惠妍前面的路平不太平坦。

　　娃哈哈的宗馥莉

　　作为80后的海归派代表，宗馥莉从2006年起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目标。那是宗庆后第一次试探性地透露欲将权杖移交给当时年仅24岁的独生女儿时。当外界反应并不乐观时，宗庆后不得不表示，还有待观察。种种迹象表明，宗庆后一直没有停止为女儿掌权做积极的造势和铺垫。”

　　从高中起就留学美国的宗馥莉2004年才从美国留学归来。2005年3月起，宗馥莉进入娃哈哈管理层开始“熟悉业务”，目前兼任杭州娃哈哈童装有限公司与杭州娃哈哈卡倩娜日化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让娃哈哈童装像娃哈哈饮料一样深入人心是宗馥莉眼下最下最切实的努力目标，也是宗馥莉的一份问卷，是否能得到高分，将决定她能否早日顺利接掌帅印。

　　翰纳森的许涛芳

　　80后的许涛芳是上海添香科技针织有限公司总裁，身为翰纳森公司创始人许如根的独生女，许涛芳的继位似乎显得顺理成章，然而，许涛芳是一个真正能干事的人，并不是父亲庇荫下讨生活的二世祖。

　　新加坡留学归来后，许涛芳进入了父亲的公司，从最底层的市场部科员开始做起，这份底层工作让自小在优越环境中长大的许涛芳知道了什么叫忍辱负重。后来，她发现公司还没有防辐射类产品，便决定专心发展这一系列，并独具慧眼地借助电子商务模式，开拓了防辐射服装市场，让添香成为业内龙头品牌。如果说父亲打下了一片江山，那么许涛芳已经亲手把这份产业又重新整理了一遍。

　　打理着几亿资产的许涛芳很感谢新加坡的留学生活。正是在新加坡的独立生活为日后打下了基础让许涛芳化茧成蝶。

　　出国只是一种经历

　　★采写/《小康》记者 于莉娟

　　21世纪出国的一代人，留学的目的早就不像上个世纪出国的人那么“急头白脸”了。“那只是为了丰富人生的经历，出去见见世面，并不急于以此来改变命运。因此，是否留在国外，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年轻一代的留学生们去留的选择已经相当从容。

　　去留皆为目标

　　应该说，林杰在同龄人中是幸运的。在国内毕业后不久，他进入了摩根大通。

　　在摩根大通期间，林杰感觉到了无形的压力：知识面、英语能力以及其他都让林杰觉得自己的能力还差很远，虽然并不影响工作。但是年轻的林杰还是决定离开大通出国深造，全面提升自己，以期在未来的工作中获得更大的发展。

　　2002年5月，林杰离开中国前往新西兰求学。先读半年的语言，再进大学读商学，三年半后，林杰就回来了。

　　回国对林杰来说，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林杰的目标从来都非常明确：在跨国银行打工，不断发展升迁，最终带给自己更好的一份收入和生活。

　　“我可以留在新西兰”，林杰说，而且当地生活很舒服，社会福利优厚，没有压力。但这样的生活违背了林杰的初衷：“我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但不是这样混一辈子”，林杰觉得，对年轻人来说，新西兰懒散的生活太没意思。

　　另一方面，新西兰这个国家太小了，很多银行在新西兰几乎没有分支机构，因此，以跨国银行为目标的林杰也很难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林杰不想在国外耽误太多时间，2005年的11月，林杰考完全部课程申请毕业后，不等毕业证拿到手就直接回国了。

　　林杰一直感叹自己的运气很好，因为大通的的亚洲老板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也很深，知道他回来后很欢迎他再回到大通工作，并且直接给升了一级，成为客户服务部的主管。

　　2007年底，林杰再一次离开大通，跳槽至汇丰银行。理由是“我学的是市场，当然希望做前台的业务，但是在大通没有这个机会给我，我才离开的”，林杰说，“我一直很喜欢前台的业务，我认为在任何一个地方工作最重要的都是产品，对一个产品熟悉了，无论你去哪里都OK”。他对自己的目标一直很明确，也正在努力朝着跨国银行高级打工仔这个目标一步步迈进。

　　回国是计算的结果

　　“当英镑与人民币的汇率是1:15时，我的收入还比较可观；现在只有1:9了，再留在英国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刚刚从绵阳采访归来的邹雨主张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一切，未来一定是在中国更有发展。

　　邹雨这个小海归资历不浅，先后在美英两个国家留学。“早在大四时我就作为学校的交换生去美国读书了”，毕业以后，邹雨觉得如果直接回来还太早，那时对国外的文化了解还不够多。于是，抱着看一看外面世界的心态，邹雨去了英国读研究生。

　　毕业后，在英国，邹雨先后做过翻译和小型咨询公司的客户推广工作。“我很幸运，一下子就找到很‘正式’的工作。”邹雨很会自我调侃。他的很多同学只找到类似麦当劳、肯德基的打工仔的工作。

　　2008年，邹雨的父母沉不住气了，劝告说，你今年都25周岁了。如果最终你是想在国内发展，就应该尽快回国来适应国内的情况。

　　邹雨开始认真计算起自己在英国的所得：当时月薪是税前2000英镑，扣掉税后大概是1400多英镑，租房子每个月就要600镑一个房间，水电、煤气宽带等各样费用每月差不多要花50英镑，再加上比较喜欢逛街买衣服，也并不觉得宽裕。

　　这时候，英镑对人民币的汇率已经由15降到了9。计算之后，如果在国内月收入达到一万元，就应该比在国外生活水平高了。邹雨喜欢干媒体这一行，她了解到，在国内，较出色的媒体人月收入在一万以上的并不少见。

　　如果把眼光再放长远一些，英国更不是久留之地。在邹雨回国的前一两个月，她的另一个朋友也从伦敦回国了。这个朋友在英国是一家酒店连锁企业的办公室经理，负责打理一些室内设计装璜方面的工作。他跟邹雨说，“我们这种资历的人，也就是外来人的身份，做到一个中产问题还不大，但若想在一个行业里居高位，在一个大企业里得到很快的提升机会太难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很有共鸣。

　　邹雨回国后在一家媒体任英文记者，收入也很令她满意。尽管目前只是实习期，但是她相信，用不了多久，她一定会拥有自己的一方小小的平台，哪怕只是一个固定的版面，可以让她自己来设计和发挥。当然在经济上也会得到更高的回报。她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三年的期限。

　　“其实，对我们八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来说，根本不觉得国内的生活不如国外。出国就是想出去看看。”因此，邹雨的同学绝大多数都选择回国。“有些同学没有领毕业证没有参加毕业典礼就直接回来了。”于他们，出国也就是一种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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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30年海归人数

　　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超过120万人，共有30余万人学成回国创业，他们在不同岗位用所学知识、技能发挥聪明才智，涌现了一大批现代化建设的卓越人才，其中有些人还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目前，回国创业的留学人员数量每3年翻一番。

　　2002年，共有近1.8万名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比上一年度增长约47%，创历史最高。据统计，留学回国人员在教学科研等重要岗位占有很大比例，如中科院院士占81%，工程院院士占54%，45岁以上的博士生导师占58%，高校校级领导占51%，科研院所(室)级领导和课题组组长占94%。

　　2003年，当年海归回国人数首次突破两万人。目前，经常在国内工作和居住的海归人员已达20多万。

　　2006年，回国留学人员达到4.2万人，年增长率为21.3%。截至2008年，回国工作的留学生总人数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归总人数的六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