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后的今天，他并没有流露出经受了历史考验的轻松，却一再道着某些“无奈”。他坦言，这类大案中辩护律师所起的实质性作用有限，“讲到底，一个名律师可能只是说服力比较强点罢了”。

　　他所代理的四宗案子的结局有一个共同特征：如果按照法院认定的罪名定罪，那无疑是判轻了，而且是判得很轻。“祝均一数罪并罚39年，执行18年，不是判轻了吗？王成明共同贪污3.06亿巨款、殷国元受贿三千多万，怎么只判了死缓？”

　　翟健称，这背后其实体现了法治与正义，与民意，与其他因素的艰难平衡。

　　其实在公诉机关指控祝均一的130万受贿总额中，近三分之二是其夫人黄华拿的钱，其夫人在张荣坤公司工作，三年拿了张110万的红包，其中的80万被控方认定为受贿。

　　控方的指控有一个尚方宝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7年7月8日发布，简称“意见”)规定，官员及其亲属拿挂名工资属于受贿行为，而上海社保案是这次两高“意见”的第一次大规模司法实践。

　　翟健的辩护同样基于两高“意见”，“意见规定，拿挂名工资不上班要定罪，但黄华每天上班，最多属报酬偏高”，但法庭并没有采纳这一辩护意见，最终认定祝均一受贿判刑15年，数罪并罚一共33年，合并执行却只有18年。

　　判决后，法官征求翟健的意见，翟健说：“我对判决结果很不满意，但只能说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判决，你们把我的辩护意见否定了，但在具体量刑时又都考虑了。”

　　在翟健看来，祝均一若真依照判决书上的罪行，仅单受贿130万一项就可以判无期，但法院最终，连有期徒刑的20年的上线都没有“顶死”，“留了点余地，法院动了脑筋”。

　　陶武平认为，法院之所以如此“智慧”，既要“出于社会效果的需要”，又得“量刑时多少照顾到实际案情，尽管这类风头案件一般都会量刑从严”。

　　祝均一服刑后，2008年年初被再次提审，理由是挪用小城镇保险基金。起诉书显示：“犯罪事实系在查办陈良宇案件中发现。”

　　翟健这次选择的是“无罪辩护”，最后向法庭说：你们一定要判有罪，我也没办法，我提个意见，加几年都无所谓，执行18年就不要再动了。

　　法院最终以滥用职权罪加判祝均一有期徒刑6年，但显然也照顾了翟的最后意见，最终执行的仍是18年，所谓的“加罪不加刑”。

　　王成明案亦有相似“智慧判决”。2008年的农历新年前，第一批开庭的上海社保案大多已尘埃落定，只有王成明选择了上诉，王成明因犯共同贪污三亿元罪名成立，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3.06亿元的共同贪污，创下了共和国历史上贪污金额最高的记录，但死缓判决显得有些“仁慈”。

　　法院的审理不可谓不慎重。绝大部分第一批被告人的审判，从开庭到宣判都未超过一个星期，唯独王成明案，持续了近四个月时间。其间，中央有关部门还召集了专家座谈会，听取意见。

　　王成明的案情说来简单：他与朋友为拿下一块市值两亿的土地，让属下公司出启动资金，事成之后，王成明再要求下属公司撤出，尽管下属公司本息全收回了，但经评估，这块土地已升值至5亿，扣除两亿成本，王成明没投钱，净得三亿。

　　最终，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是贪污，判处死缓。而翟健认为：“土地涨了算贪污，如果跌了造成损失，就不是贪污了？这在法律上说不通。”他认为王成明犯的是“挪用”，在中国法律中“挪用”没有死罪，“最多十年”。

　　“如果真的是贪污3个亿，那法院就判得太轻了”。翟健相信，法院之所以轻判死缓，已经在事实上智慧地考虑到了他的辩护意见。

　　“大案毕竟是大案”

　　“之前就听说法院对整个审判工作都做了充分安排，还准备了很多应急方案，在吴明烈的案子里终于被我碰上了。”

　　为贪官辩护中，公诉人无疑是辩护律师最直接的“敌人”。

　　安徽省宣城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鲁建武，用“如履薄冰”来形容办理陈超贤案件的心理压力。 他在自述中写道：鉴于此案的特殊性，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会慎重地按规定逐层请示。前前后后光是公诉专报我们就呈递了20多份，到省院公诉部门汇报不下10趟，案件的审查报告也是几易其稿。2008年初，冒着大雪到北京汇报工作的场景令他记忆深刻：从北京回来时遭遇连日大雪，合肥到宣城整整走了13个小时。

　　他和他的助手，放弃了全部节假日的休息，将8本卷宗看了一遍又一遍。陶武平后来与之对垒时，感慨“大案毕竟是大案，王牌对王牌，碰到了对手”，亦称赞其“庭审水准很高，控制、驾驭庭审现场的能力很强”。

　　社保案的重要性，迫使司法审判各方都不能等闲视之，在上海市中院给殷国元的一审判决书的末尾，还附上了4页“相关的法律条文”，判决中所涉及到的法条、量刑原则都被一一列举，“以前很少见，法院的考虑很周到”。

　　有时这种周到的准备和安排，也令辩护律师们措手不及。陶武平至今遗憾，“没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对吴明烈所做的辩护，酣畅淋漓，很激烈。”

　　“之前就听说法院对整个审判工作都做了充分安排，还准备了很多应急方案，在吴明烈的案子里终于被我碰上了。”

　　开庭前，公诉人和法官都知道陶武平要为吴明烈做罪轻辩护，但不知道辩护的依据和理由。上午开庭时，“现场差不多坐满了，差不多有六十人”，除了吴明烈的家属，其他人“都是长春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的处级以上干部，来观摩学习的”。

　　可是，待陶亮出自己的辩护底牌，法官突然宣布休庭，20分钟后宣布庭审结束，并特别嘱托“陶律师你们不要离开宾馆”。下午四点，陶武平接到长春中院的通知——一个小时后继续开庭。再次开庭的庭审现场，只剩下了控、辩、法官三方，另加一名家属，本案的唯一旁听人员——吴明烈的妻子，整个法庭里就只有10个人了。

　　陶武平的辩护意见最终并未被采纳，但“他的妻子一点都不怪我，她对我的表现很满意”。

　　“对不起，我们有纪律”

　　“尊重现行体制，我们不可能天马行空，是戴着镣铐跳舞的人。”

　　即便是到了今天，上海社保案审判仍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更毋说庭审时刻。

　　社保案审判分在吉林、安徽、上海三地进行，基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公开审理”都难以像普通案件那样彻底实现。

　　长春中院规定每个案子只允许两名亲属旁听，单位人员无一获准入内，在安徽芜湖中院开庭的郁知非案更是有戏剧性，起初高调“公开审理”，在经历了一场延期风波后，最终还是以“隐秘方式”悄然开庭，除开庭一天前获得通知的家属及几位当地司法系统人士，再无他人获准旁听。

　　“起码在审理这些案件的当天，不会审理其他案件，从上到下，只搞这一个案子。律师要凭律师证，每个人还要发个胸卡，验明身份才能进场。”翟健参加了长春中院几次庭审，对法院的“慎重处理”印象深刻。

　　对于场外因素的干扰，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翟健担任全国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副主任，陶武平则是上海律师协会常务理事，在外人眼里，他们必然有着丰富的司法资源，但他们都明确表示，除了辩护，施加任何影响都“不可能”。

　　但这并不意味着毫无禁忌。“对不起，我们有纪律。”这句话，陶武平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向记者重复十几遍。

　　事隔一年，陶武平仍称“不方便向记者提供判决书”，因为判决书上有每一笔涉案明细，组织上对很多“行贿人”都采取了“宽大处理”，很多人至今仍在位。

　　案发后，上海官场一度震荡，百名处级以上干部被一一询问。那段时间，翟健在各种场合都能碰到官场的朋友询问，“一般都会说是有个朋友怎样怎样，请求点法律上的咨询”。翟健对具体案情只字不提。

　　必要的事前谈话是免不了的，“主要是强调依法辩护，组织上不干涉，也希望我们不要趁机炒作自己。”这位律师的理解是：尊重现行体制，我们不可能天马行空，是带着镣铐跳舞的人。

　　“但绝对没人给我们念紧箍咒。”陶武平对“个别谈话”的领会是：组织上要求我们相互之间不要搞串联，不要帮忙作伪证，不要做违法职业道德的事，“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律师”。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孟登科 特约撰稿 赵一海 发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