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一年后，灾区破碎的家庭大规模重组，这些新的婚姻，与爱情有关，或者无关，但他们无一不在努力从伤痛中走出，憧憬着未来的生活

　　以下故事来自北川县曲山镇永兴板房社区3个家庭

　　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四川绵阳

　　故事一

　　男：张建均   射洪县大榆镇    务农

　　女：母贤碧   曲山镇新街村四组    务农

　　如果不是去年，成都一家纸媒记者在北川县民政局查到他们拿结婚证的日期——2008年10月27日，恐怕连张建均、母贤碧自己都不知道，他们是震后北川县第一对登记结婚的重组家庭。

　　拜访他们的这天，雨点纷纷扰扰。

　　“这雨还算是小的。不然像以前哈，能顺着这块，还有那块流进来，地上湿湫湫的。”

　　张建均坐在低脚板凳上指了指门，扭头又指了指窗。

　　“到了夏天，这屋里头热得实在没法。电风扇一晚上对起人吹都没法。”坐在床头的母贤碧，脸色蜡黄蜡黄，还在温和地笑。

　　她盯着脚上的鞋发呆。银色革面，皮质粗劣，但外壳做得好看，鞋扣盘着一朵花。

　　这是她最好的一双鞋了，35块钱。她知道今天有媒体要来拍照片。

　　两片铁皮，中间夹着白泡沫。无论是任家坪还是永兴，所有社区的板房都如此。

　　板房不能隔音，不能隔热。除了有时渗渗水，过冬时，还会让母贤碧缅怀往日屋里头，烧得红通通的火盆。

　　18平米的空间里。

　　一台较新的洗衣机——“是从老城我们家里面背出来的。”张建均说。

　　那床粉艳艳，抻抻崭崭的，中间印上一颗红心的床罩——“这是我以前老婆子(妻)的，我把它扒了出来，她也很喜欢。”他瞅了瞅母贤碧。

　　以前老婆子的姐姐送的彩电上方，是二人舍不得戴的一对手表——“去年央视给送的，潘长江为我们主持过婚礼。”

　　若论以前，“房子啊啥子都有。我们两家都好过。”母贤碧说。

　　地震前，他俩客客气气，很少多说话。各自本分地过活持家。

　　那时，张建均的家在曲山镇新街村442号。再减个20号，就到了母贤碧的家。

　　他们同属一个大家族，逢年过节聚在一起耍，好不热闹快活。

　　酒宴上，母的儿子要喊张建均 ——“姑爷”，张的儿子称母贤碧为“舅母”。因为她的前任和他的前任是堂兄妹，两人都在地震中丧生。

　　只要你对我妈妈好，我没得啥子意见

　　母贤碧丈夫“走”后满3个月，张建均的大姨子找上门来。

　　“她说，你带着娃儿还要继续过。问我要不要跟张建均组合一起过。我觉得好突然哦。本来都是亲戚，再说都这么大年纪了。我说这怎么可能？”

　　这会儿，张建均已出门，去了永兴街上的一处工地。

　　母贤碧摩挲着一张照片。上面的男人喜笑颜开，长得比张建均帅。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从没像别的夫妻那样吵吵闹闹，总是有商有量，感情好好。他一走，我不知道啷格办了。就想一个人把娃儿盘大，把他老汉(爸爸)的心愿了了。”

　　大姨子也是她前任的堂姐，劝她说：

　　“没得事。你想想，你和张建均彼此知根知底的。你俩的娃儿从小就像亲兄弟。万一，你二天(将来)再到外乡找一个，怕是没得这么巴适(合适)了。”

　　堂姐的一番话，让母贤碧脑子里开始打起了仗。倒是张建均回话快。

　　“男人想事很实际。屋里头没个女人咋行？连个洗衣做饭的人都没有。要是我打工走了，蒋滔的生活起居谁管？要是遇到对儿子不好的女人咋办？”

　　所以当大姨子跟他提起这件事，他觉得没得问题。

　　为前夫作百日祭时，母贤碧把“那件事”委婉地跟儿子蒋林提了。

　　“他的脸马上就黑起，好吓人哦。他一个人在前头走，我在后面喊他他也不应。”

　　待钻进汽车里，儿子憋了半天，说了一句让她心颤颤的话：“妈妈，你硬是(简直)像变了一个人啊。”说完后，竟自哭出声来。

　　瞅着17岁的儿子在身边哭，母亲的心尖尖都快随着车身颠簸破了。

　　她红着眼咽着声说：“你莫怪妈妈啊。我和你姑爷商量过，这事要征得你的同意，你不同意还是不行的。”

　　“我不同意。”另一边，张建均的娃儿蒋滔也倔得很。他比蒋林小两岁，想法很直接 ：以前喊舅母惯了，怎能一时改叫妈？

　　为了做通两边娃儿的思想工作，大人们颇费了一番脑筋。

　　有一天，蒋林主动约姑爷谈了一宿。那晚的谈话内容，张建均从没对我说起。

　　母贤碧知道。“我娃儿对他说，姑爷，只要你对我妈妈好，我没得啥子意见。”

　　你放心，我这辈子绝对对你好

　　“母贤碧性格好，把娃儿交给她我放心。”工地上，换掉采访时穿的装束，张建均已与一个普通民工无异。

　　裤脚挽起，黄色橡胶鞋上沾满了黄泥点。光天化日下，他眼袋上原有的两处黑斑胎记尤为突出，使其显得疲惫不堪。

　　没有起点，看不到发展，希望全都寄托在两个孩子的身上。这就是他和母贤碧共同面对的命运。

　　“我们都40好几了，你说再创好大个事业，也不可能了。就算是招工，别人也只招35岁以下的，拼体力都拼不过人家。”

　　张建均踩在碎石上，慢悠悠地边走边叹，不时地回头张望。

　　再多挣点钱吧。来年，北川新县城建起时，说不定要花钱买房子。

　　要是能为两个娃儿一人盘下一套房子，将来他们结婚生子也不愁了。一家人和和睦睦的……

　　这是夫妇俩仅存的心愿了。

　　然后，张建均粗略地算了一笔账。

　　他收入最好的时候是一个月能赚到2000元。

　　之前，全家的积蓄就是两位前任死后，国家颁发的抚恤金，每人是5000元。一笔1万多元的房屋损毁补偿金至今还没有分发下来。

　　他申请过低保，始终不能通过。即使申请到了，居民只能得到150元。农民更是少得可怜，是100到35元不等。

　　大儿子参军去了。小儿子在读职中。全家人仅仅这个儿子买过保险。他一直在工地上挪上爬下，有谁为他上份保险？

　　有时，他倒想为母贤碧娘儿俩买上保险，可是钱呢——“现在这点钱只能顾到4张嘴。”

　　况且，母贤碧还有病，根本无法干重活。

　　母贤碧的病是在两人谈妥结婚，张建均去上海打工20多天后的事。

　　起初，她发现身上出现了一片片红点点，后来时不时感到头晕目眩，胸中气闷。

　　“她打来电话时，我还蛮高兴。结果，她告诉我：我不太好嘛。”张建均回忆着。

　　“啷么呢(怎么了)？”

　　“医生说我血小板很低，不做检查怕是要得白血病哦。”

　　“我心里很犹豫。不打这个电话不行。打了这个电话，事情就成不了。他好好一个家都没了，难道又要娶个病人？”在板房里，母贤碧说。

　　紧挨着电视机的筐里，放着再造生血之类的药丸。这些不知能起多大疗效的药物，要占去这家人每月开支的三分之一。

　　“结果，他说要我等着，他这就回来。我不信。”几天后，母贤碧就接到了张建均的电话，让她到绵阳火车站接他。

　　站台前，东张西望的两人见着了面。母贤碧伸手想为他提行李，张建均挡下了，“你是病人，怎么能让你来拿？”

　　他陪她到了绵阳市大医院作检查，医院开出的价目，听得他们灰心丧气。

　　“我是嘴上不急心里急啊。我们哪有钱治疗？只有让医生先开药让她吃着，等以后挣够了钱再为她治好。”张建均垂下头去。

　　说时，母贤碧弱小的身影已浮现在人群中。张建均停驻下来，平静地注视着她。

　　结婚证是在最困难的当口领的。他对她说，你放心，我这辈子绝对对你好，对你的娃儿好。

　　婚后有一段时间，母贤碧曾十分自卑，天天窝在家里哭泣，认为天下的坏事都落在自己头上了。

　　唯一能够宽慰她的，正是眼前这个朴实男人的这句朴实话语。

　　故事二

　　女：周永琼  曲山镇沙坝3组  农民

　　男：贾怀旭  曲山镇沙坝3组  农民

　　妹妹，我好痛苦哦

　　沙坝村和茅坝村的居民混杂住在社区B区。

　　在一间板房内，周永琼和她的儿子薛超正掀起一场无硝烟的战争。

　　她那结婚才一个月，还没有“完全走进她内心”的现任丈夫贾怀旭，此时更觉像个外人，很知趣地一声不吭，独自忙进忙出，洗洗涮涮。

　　周永琼娇小的身子全陷在一套赭红的沙发里，那是贾怀旭从原来倒塌的家中背出的。

　　彩电里的节目不断跳闪，橱柜里的碗具参差不齐，床上衣物的凌乱，她熟视无睹。只是在那里自怨自艾，“妹妹，我好痛苦哦。”

　　事情起因无非是，她想让儿子跟着老贾的两个娃儿学做生意——在任家坪，他们一个卖旅游纪念品，一个炸油饼。

　　她心里算计着，让儿子多学些做生意的经验，她好在以后将前夫死时保险公司赔偿的6万元钱拿出来，让儿子“自己干点啥子”。

　　“结果他没得两天跑回来说他是白搞的(没有得到报酬)，好像钱没有归他的包包里头。我看不懂他在那里究竟想搞啥子哦！气得我前晚上哭到半夜，昨天睡了一天。”

　　在B区的东面，有一间周永琼原来住的板房，现在是儿子一人住。

　　薛超也偎在沙发上闷闷不乐，“我随便她怎么说。要是全听别人说了，那我根本没法过了。”

　　那张才20岁的脸，透着与这个年龄不相称的沉郁。这天早上，与他同龄的一个伙伴，离开了板房社区，并发誓永远不回来了。

　　他暗暗计划也这么干。只要等车本本考下来，他就走，离开这儿，甚至离开四川。

　　儿子的这种想法无疑加重了周永琼的愤懑。

　　她始终认为自己之所以再婚的一个原因，就是地震后，儿子还这么“扯兮兮”(不懂事)的。

　　在九洲体育馆的帐篷营里，她哭晕过无数次，倒在床上不吃不喝连续几天，守在身边的儿子却比较木然，这不得不让她感到失望。

　　以至于她看到儿子扎着的耳钉，穿着短8寸的裤子，心里都恼火。

　　她觉得前途悲凉，“他就爱扯经，二天(将来)时间长了怎么得了啊！”

　　她越想越怕，儿子以后要是娶个婆娘回来，再给她脸色看，她怎么过嘛？

　　恰在此时，隔壁邻居家传出一阵阵麻将声。

　　“我听到人家打牌心里是多么地酸，怎么别人打一下我都觉得不行。”她酸酸地说。

　　“我和我老公结婚20年了，只吵过一回架。他是多么好。特别能干特别吃苦，很多广告公司找他干活，赚得钱再多再少全归我管。”

　　“女人家总有个肚儿痛的时候，不管天色多晚，他都会起身给我烧一碗红糖水端上楼来。”

　　“5·12”那天早上，丈夫像往常一样在街面上踩三轮。

　　翻天覆地后，等她从沦为废墟的食品厂里挣扎着爬了上来，满世界就再也找不到丈夫了。

　　提到死在北川中学的女儿。她不由分说地爬上床头，从枕套里摸索出一张旧照片。

　　“你看，长得有多么的乖。学习从来不让我操心，从小到大所有的文具都是我家女子得的奖品。她死了以后，老师一见到我就落泪。”

　　前几天，周永琼从娘家回来，路过江油，一群放学的中学生齐齐打她眼前走过，“我一下就晕起，哭了一两个小时。”

　　“为什么人家有女子，我没有女子？”周永琼追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