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内专家解读“海西”

　　本刊记者 钟岷源 发自台北

　　5月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8日，总理赴厦门考察。而相关领域涉及7个方面的改革措施，于16日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上公布。

　　福建于2004年初提出“海西”构想，历时5年，至今中央政府才真正允许给予财政和政策的优惠。核心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即着眼于两岸关系发展的大战略需要。无论是两岸经贸整合，或是未来的政治安排或部署，发展“海西”都具关键作用。

　　正因如此，国务院高调支持的福建“海西”战略，引发对岸的热情和关注。本刊记者赴台采访岛内专家，包括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张五岳所长、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史惠慈研究员、台湾著名政论家、《新新闻》原总编黄创夏先生。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黄创夏：开放、交流、合作与互惠四大原则，一直是务实的台湾经贸决策圈的主流思考。

　　1995年，厦门大学台研所最早提出“海西经济特区”的概念。当时台湾的经贸决策领导人徐立德、萧万长与江丙坤就非常重视。在企业界中，已过世的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也积极推动。

　　当时，台湾的经济建设委员会延续“亚太营运中心”计划，更进一步推出“经贸特区”政策，打算由台湾云林的麦寮工业区、延伸到嘉义海外的离岛工业区，扩展到彰化的“彰滨工业区”，以最靠近大陆的台中港当门户，推动两岸更进一步的经贸整合。

　　该计划获得了时任台湾政府阁揆的连战的大力支持，连战打算在1996年台湾首次民选“总统”后，就大力推动“经贸特区”，和大陆的“海西区”遥相呼应，台闽共创双赢与共荣。

　　李登辉甫当选就决定两岸经贸降温路线，在政治因素考虑下，在未知会连战、徐立德、萧万长与江丙坤的背景下，突然喊出“戒急用忍”，时任经济部长的江丙坤一度公开不认可，竟被李登辉以“冷冻”对待。

　　在李登辉的“对抗”思维、政治主导经济的局面下，连、萧、江从此不敢再提“经贸特区”，相关的政策胎死腹中。

　　张五岳：在马英九想来，只要有助于两岸和平，有利于两岸经贸发展的事，我想都会引起关注并乐观其成，尤其在经贸方面，所谓“经贸机会极大化，两岸威胁极小化”，大陆支持福建的“海西”战略，当然是促进两岸经贸合作的一次机会，所以，也会朝“极大化”方向处理。

　　但从马政府的两岸政策的高度来考量，他们不会局限于闽台之间的交流交往，他们追求更大的空间，那是台湾与大陆这个层面，毕竟闽台关系不等同两岸关系。所以，从台湾的角度出发，以为台湾会把福建的“海西”战略视为当务之急，那是不符现实的。

　　现在还要看“海西”战略的具体进展，马英九也强调两岸关系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对于福建的这个规划，台湾方面一定会研判其角色和功能，积极把握机会。

　　史惠慈：大陆为福建出台这个规划，这是一个大方向，在台湾主流的反响还是很热烈的。福建举办的“海岸论坛”，也吸引了台湾各阶层很多代表参会，闽台之间商机无限。

　　“三通”后的地缘人文优势

　　黄创夏：2005年，江丙坤衔时任国民党党主席连战之命，代表国民党首次往北京进行“破冰之旅”，接着，连战成功访问大陆，“连胡会”之后，国民党方面才重拾被束之高阁已10年的“台闽双赢共荣”的思考，重新思考如何因应“海西特区”的发展。

　　2007年9月，江丙坤在厦门开幕的海西论坛就提议：“海峡西岸经济特区条件优越，可作为两岸经贸正常化的起点与未来两岸共同市场的试办点。”江丙坤更具体建议可以从农业经济特区、产业经济特区、文化产业特区与金融产业四大特区做起。

　　这样的观念，是国民党经贸方面的新主流思维。在江丙坤发言的前一年，2006年3月，属马英九嫡系的赖士葆与吴育升就联手举行“海峡西岸和平实验区”座谈会，邀请时任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萧万长助阵。萧提出了“两岸经贸交流应以攻势取代守势”，在海西特区要求大陆给台湾更多优惠，建立两岸制度性交流及长期经济整合的契机。

　　萧认为，福建省对于“海西特区”十分积极，台商可透过海西特区作为跳板，当成是前进长江、珠江三角洲的窗口，建立起制度性两岸经贸的模式。

　　萧万长更指出，除经济事务外，海西特区也可以是大陆涉台事务之全方位“试点”，包含两岸通航、汇兑及人员交流等事务，都有最好的机会与互信，可以建立起两岸交流的制度与模式。

　　当时，台湾还是陈水扁执政，但已能看出马英九对于若有机会执政，将要推动“台闽双赢共荣”的积极态度。

　　张五岳：还没有“三通”的时候，福建和台湾，“相处很近，沟通很远”，现在“三通”了，闽台之间的优势，就如该省省委书记卢展工所说的“五缘、六求”的地缘人文优势就可充分发挥出来，比如农业的合作开发，两地纬度相近，台湾人73%祖籍闽南，这些与台湾合作的天然优势，大陆其他省份是没有的。

　　两岸对峙的时候，福建地处前线，投资少发展慢，很多建设相对落后，近些年，他们的新思维新作为有利于两岸经贸发展互惠互利，并为闽台间的共同发展创造条件，应当正面看待。

　　史惠慈：不可否认，两岸隔阂太久，一下子要做很快的动作，反而欲速不达，所以，从一个点上走下去，做好福建与台湾两个区域的合作，对双方有益，尤其现在大三通了，闽台的交流交往，应该有更多默契。

　　“先行先试”

　　黄创夏：马英九对于“台闽双赢共荣”不仅是态度积极，他早就付诸研究了。2006年11月，时任国民党党主席的马英九，就已责付替马英九规划政策蓝图的国民党智库，研拟海西区的相关政策，由马英九最核心政策幕僚苏起(现在的国安会秘书长)及高朗(现在的总统府副秘书长)当时所栖身的国民党智库“国安组”担纲。

　　智库“国安组”在2006年11月，提出了江丙坤所鼓吹的“四大特区”方向。首先是建立“海西农业特区”，主要精神是运用台湾丰富的农业经济实务经验，协助大陆解决农业发展、农村建设与农民生活等“三农问题”。

　　国民党智库建议马英九，在适当的时机，可以建议福建开辟“农业特区”，由台湾农会组织一群有经验的台湾农民，及相关配合组织负责投资与经营发展，并在成功之后，再将经验推广到大陆各农村。

　　至于建立“海西产业特区”，国民党智库的思考是希望将这20年已运作成型的台湾出口机械设备与零组件到大陆，大陆经过加工组装再销往日本、欧美的既定“产业供应链”再升级。“海西产业特区”可以共同推动产业标准，加强研发，运用大陆傲人的基础科技结合台湾擅长的应用科技与商品化能力，将其定位成两岸的研发与制造基地，将福建发展成全球的电子、机械与化工产业之重镇。

　　在服务业方面，台湾方面则是充满了“边缘化”的焦虑，因为大陆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许多服务业都将陆续对全球开放，而港澳又已经有了“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先行进入大陆取得先机。种种局面都对台湾的服务产业在大陆的发展很不利。因此，台湾方面希望大陆能在福建方面，特别对台湾服务业开放，以“海西服务业特区”，让台湾的服务业也有一席之地。

　　至于文化交流的深化，加强台闽居民互信方面，国民党智库希望两岸合作，共同进行闽南语、闽南史之研究。更要借重“妈祖”信仰等研究交流，让血浓于水的优势发挥正面作用。

　　如何能在金融服务业方面进行更充分的沟通？在“台闽共荣双赢”之下，寻找两岸都可以运作的模式，是国民党智库方面提出的最大难题。

　　整体而言，透过“海西经济特区”，在台湾云嘉一带的麦寮、离岛与彰滨工业区相呼应，以台中港为门户，金马“小三通”当通道。台湾在马英九重新执政后，久违15年的经济思维又复苏了。

　　张五岳：事实上，这些年福建的基础条件改善很多了，这为两边的产业对接提供了前提，除了传统的制造业，近年在IT、光电、创意及化工等行业和产业的对接和合作，也是相当有成果的，如今在服务业也有尝试，比如厦门的长庚医院，以及闽台间的金融合作，都在交流磨合当中。

　　更为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在一些政策方面支持福建“先行先试”，这是非常务实的态度，有助于闽台之间的产业对接，大力争取台湾厂商进驻。而马政府拟推动的ECRA，不是一步就能到位的，因此福建省积极争取能成为台湾金融、服务业登陆“先行先试”的地区，同时，这种“先行先试”探索出来的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双方都是宝贵的。

　　史惠慈：大陆和台湾都是WTO的成员，大陆对福建“海西”规划的具体政策，当然要在WTO的原则之下。但也必须看到，闽台两地的产业结构，有其互补的一面，台湾的技术、营销的优势，福建方面有能力有条件予以吸纳和对接，石化、汽车、光电等，与福建已有很好的合作和发展，当然，产业的对接只能是部分，不是所有的产业都可以对应，对接要追求双赢互利。

　　此外，福建方面东接台湾的同时，还要尽力地拉动内陆省份，唯有这样，“海西”才称得上大战略大思考大作为，最终成为两岸合作的一个大平台。 

　　台湾经济“马上好”？

　　李  非   吴凤娇

　　回顾一年以来马当局的表现，应该说较为注重民生，切实履行“以经济为施政主轴”的治台理念，特别是摒弃了陈水扁时期以政治诉求主导两岸经贸关系的错误做法，实行积极、务实和开放的两岸经贸发展政策。

　　但总体看，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及岛内经济积弊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马当局未能实现“马上好”的预期目标，台湾经济出现大幅度衰退。

　　病根在产业结构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台湾经济增长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去年第一、二季经济增长率分别为6.25%和4.56%。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日益蔓延，全球景气趋缓对岛内经济的冲击日益加剧，台湾经济景气灯号从7月开始连续亮出代表衰退的蓝灯，显示岛内景气已步入衰退，经济形势严峻。据台湾“主计处”的统计，去年全台经济仅增长0.12%，为2001年网络泡沫崩溃后的7年来最低；同时预估今年前3季经济将继续延续衰退走势。

　　根据台湾证券交易所统计，去年下半年台股市值蒸发12.62兆新台币，岛内股民人均损失143.2万。后来有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推动两岸“大三通”等重大利好政策的相继出台，股价才有所回升。岛内制造业从去年9月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到今年3月已是连续第七个月减产。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需萎缩是台湾经济重创的直接原因。台湾是一个高度外向性的海岛型经济体，对外出口占地区GDP的65%以上。这种经济结构决定了台湾经济对外需市场的强烈依赖，因此在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台湾经济受挫程度远高于其它国家和地区。

　　另外，作为台湾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大陆虽然保持了相对强劲的经济增长，但大陆台资企业大多采取迂回方式将产品外销到美、欧市场，因此与岛内企业同样出现了出口下降、生产减速的现象。因此未来大陆台资企业应由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导向型，只有这样，台湾经济才能充分分享未来大陆经济成长的红利。

　　产业结构升级不力是台湾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台湾以服务业为主干、制造业占重要地位的产业结构，在1990年代支撑了10年台湾经济的稳定中速增长。但21世纪以来，面对迅速变化的经济形势，这种产业结构对经济的支撑力量已日益削弱。

　　一方面，服务业由于岛内内部需求急剧萎缩、股市长期疲弱不振、金融经营体系不断恶化等原因而出现竞争力下降、增长裹足不前的状况，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下降。另一方面，台湾制造业中，以半导体和面板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一枝独秀，其它高科技产业发展相对缓慢。而电子信息产业因研发投入不足，技术自主性不高，至今仍无法摆脱“代工”生产模式，无论在核心技术的研发还是在品牌和销售渠道开拓上都受制于美、日，无法体现高科技产业的高收益优势。

　　因此目前台湾面临新一轮产业结构升级的挑战，如何强化服务业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如何实现制造业产业优势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已成为台湾现有经济结构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复苏尚需时日

　　面对台湾经济的困境，马当局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制定了一系列刺激内需的政策，主要包括：“加强地方建设扩大内需方案”、“爱台12项建设”、“因应景气提振经济方案”和“振兴经济新方案”，其中以后两套方案最引人注目。

　　2008年9月通过的“因应景气提振经济方案”，包括“刺激消费”、“振兴投资、加强建设”以及“稳定金融、促进出口”等3个基本政策方向，内容涵盖照顾弱势、鼓励消费、促进就业、优惠房贷、加强公共建设、促进民间投资、稳定金融和股市、加强中小企业融资、拓展出口和推动租税改革等共10大措施、41项具体做法，预计将投入补贴和减税金额1226亿。

　　2008年11月，马当局提出了第二波的“振兴经济新方案”，加大对经济的刺激力度，主要包括向台湾民众每人发放3600元消费券；4年投入4000亿进行全台轨道建设、公路建设、卫生下水道、老旧桥梁改建、农村再生与防洪治水建设；扩大中小企业新增投资和创业优惠，对其提供利息补贴，扩大外商对台采购；拟成立“中央都市更新基金”以推动都市更新。

　　这两项方案的实施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提高消费需求和建立消费信心，扩大民间和外商投资，增加公共投资，但需注意的是，方案中的诸多治本政策，通常旷日费时，而且往往受制于非经济因素，很难马上达到预期效果。

　　为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马当局着手采取一系列专门措施来刺激进出口，其中以4年投入85.32亿的“新郑和计划”最突出。“新郑和计划”以“分散出口市场、强力拓展新兴市场”为原则，主要目标是协助厂商开拓印度、俄罗斯、巴西、中东及东盟等5大新兴市场，近期达成今年出口成长由负转正的目的。该计划自实施以来，已创造了53亿美元的出口商机。同时今年第一季台湾出口金额呈逐月增加态势，表明该计划的出口促进效应正逐步显现。

　　尽管马当局出台了种种拉抬经济的做法，但仅凭自身力量显然是难以突破困境的。有鉴于此，马英九上台执政后，对两岸经贸发展采取务实、理性、开放的政策思维，在大陆不断释放善意的推动下，采取了一系列开放两岸经贸往来的举措，以“活水”计划替代“鸟笼”政策。

　　去年6月以来，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迅速恢复了海协、海基两会的正式协商，建立了制度化的协商机制，实现了两岸“三通”，启动两岸金融合作；在经济方面，台商赴大陆投资限制放宽，包括提高投资金额上限至60%，简化审查程序，放宽台商投资大陆的产业类别限制；同时台湾还将开放陆资入台，促进两岸产业合作，一举打破投资领域长期呈现的只有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单向格局；另外台湾已将签订“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提上协商日程。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目前的经济困境是岛内经济多年积弊爆发的结果。陈水扁执政8年，是台湾经济失去的8年。陈水扁在执政期间，一方面，以“台独”理念主导两岸经贸关系，不断强调两岸经贸开放“威胁台湾安全”，对两岸经贸交流设置重重障碍，拒不采取两岸“三通”和开放大陆游客赴台观光旅游等有利于台湾经济发展的措施；另一方面，以意识形态主导岛内经济政策，其执政重心不是围绕经济发展而是围绕政治斗争，致使财经政策摇摆不定，经济管理效率低下，短期性福利政策盛行。

　　这种“政治挂帅”的施政政策，不仅造成岛内投资环境恶化，产业加速外移，岛外资本不愿进入，产业升级转型无法进行，财政状况急剧恶化；而且使台湾游离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潮流，在东亚区域经济整合中出现了“自我边缘化”危机，无法达成“亚太营运中心”的区域目标。经过陈水扁执政8年的空耗，台湾经济已是积重难返，经济发展的利基几乎消失殆尽。面对台湾经济的内患，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虽然马英九当局推动振兴经济的政策和措施，亦难以在短时期内提振岛内经济。

　　而马政府把“拼经济”的希望过多寄托于大陆也不太切合实际。两岸协商、增加直航班次和游客人数等费时费力，很难一蹴而就。台湾的心态也需要调整，以银行业为例，一方面台湾银行要求在大陆享受“超外资待遇”，却不愿在经济上对中资银行入台比照办理，又不愿在政治上承认“超外资待遇”等于“国民待遇”，大陆方面很难全盘接受这样的条件。另一方面，民进党指责“小从陆客团是否来台，大到未来台湾股市能否上涨、台湾产业能否发展、乃至台湾人民能否就业等等，都愈来愈看中国脸色”，有损“台湾主权”，无异于“逐步投降”，考虑到台湾的政治生态，此类指责的政治后果是马政府不得不认真面对的。  

　　(作者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