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体系中的甲型H1N1疑题

　　风寒、风热与感冒

　　在自认为掌握了现代科学的人看来，中医体系无法解释H1N1病毒，因为在中医里，似乎没有传染病与病毒的概念。中医面对的是抽象而非实证，比如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疾病产生与治疗，只有西医才是面对视之可见、触之有物的诊断。特别是对病毒的发现，乃现代医学对生命科学及病理学的一大贡献，它已精细到通过微生物学来深入研究疫情与感染，中医学与如此的西医学相比，能量对比那么的悬殊，又如何可能面对呢？

　　但是，如果我们真冷静下来面对历史，答案可能就并非那么简单。比如，我们从古籍中可以读到，明朝万历进士谢肇淛的笔记《五杂组·人部》中，就已经出现了“传染”一词。这一条记载“闽俗可恨”，说闽人瘟疫一起就请邪神，以香火供奉，“不知此病原郁热所致，投以通圣散，开辟门户，使阳气发泄，自不传染”。谢肇淛生于1567年，死于1621年，他祖籍福建，生于浙江钱塘，其生活年代正是瘟疫流行时。1568年，中国境内确实已经有了第一家教会医院，但那是在澳门，西医在内地根本就没有形成传播力。谢肇淛记载中提到的“通圣散”全名“防风通圣散”，其药方在宋以后的医书中都广泛查到，作用便是解毒疏风，调和营卫。

　　再比如，在明末凌濛初的《拍案惊奇》卷十二中，写到京中女子等王生不归，只能与奶妈雇了船下汴京。行到广陵地方，出现了“感冒”一词：“盘缠已尽，那老妈又是高年，船上早晚感冒些风露，一病不起。”感冒这个词，感是交感，冒是帽的古字，在中医字意里，“冒”指病者神志不清，也就是“冒昧”。汉末张机的《伤寒论》中就用到了这个冒：“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这里的“家”应该有回归的意思。

　　由此，最起码可以说，“感冒”其实非外来词，中医对传染的理解与体会，在当时也可能已经深入。而恰是我们对中医的理解，其实非常肤浅。一种扎根于中国哲学基础上的医学，曾经由一代代医家发展过，只强调最早的“黄帝内经”，和随后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其实不能简单囊括为中医之全部。

　　李约瑟先生1980年曾在香港大学演讲《中国与免疫学的起源》，他通过比较详实的资料认为，近代医学科学中最伟大、最有益于人类的学科之一——免疫学，实际起源于中国为抵御天花蔓延而发明的种痘。他认为，中国的种痘实践最早可推至公元1000年的北宋，而葛洪在约公元320年时就对天花有了叙述。李约瑟引用的资料，不仅有1700年西印度公司的经商者在通信中对中国民间种痘现状的记录，还有1741年张琐的《种痘新书》与1726年法国耶稣会教士殷宏绪关于“菌力减弱法”的报告，正是这种“菌力减弱”提高了种痘的安全性。李约瑟的观点，种痘法其实正是18世纪20年代经地中海沿岸传入的欧洲，但现在的医学史只留下了Edward Jenner发现没有危险的牛痘疫苗的记载。李约瑟由此这样说：“自从18世纪初以来，每一位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方面的西方历史学家都知道，很早以前就发生了以东亚为背景的这方面的重要事情，但是，几乎没有一位熟悉中国文献的学者以揭示其真相为己任。”

　　按照李约瑟的研究，西方科学史的许多篇章大约都需要改写。但遗憾的是，他的研究不仅被西方主义者排斥，也不被西方主义影响深重的国人所重视。

　　在甲型H1N1病毒还在世界各地蔓延、造成恐慌的今天，我们所推出的这个封面专题，无意对中医或西医的诊断方法或实际疗效做比较、判断。我们只想从中医提出问题的角度，来引发对现代防疫问题的讨论。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已经越来越关注于环境，因为人的生存离不开环境，所以尊重环境、保护环境已经成了全球之共识。但在医学问题上，环境与疾病，即使同样疾病在不同人身上的不同反应，所谓对症下药却往往还是严重被疏忽了的——一种新发现病毒所可能造成的感染，似乎在所有人身上都会是一样的结果，由此人类与疾病的抗争，付出的是比实际需要大得多得多的成本。这里还不论因商业目的而参杂的策划。而且，不细分患者状态，大量过度使用药物的结果，已经带来了严重的负面作用。

　　回顾人类文明史，细观人类文明的每一步成果，其实都是东西方共同融合的结果。早期的西医，肯定是东西方医学智慧的综合；汉唐后的中医，也肯定融入了大量西域传入的因素。所以，东西方分割，本身是某种话语霸权操纵的结果。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还被东、西方主义所双重束缚，是愚蠢的。越来越开放的时代，应该促使我们以一种更开放的心态来面对何为生命医学、何为生物医学的问题。因为从物出发，不可能真正尊重与贴近生命个体；不能真正尊重与贴近生命个体，就无法以人为本，顺势而为来救死扶伤。从这个角度，现代医学所面临的众多疑题也许值得我们去面对真实的历史冷静思考，这才是我们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