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援建持久战

　　灾区的心灵重建工作紧迫而漫长。在今后漫长的援建时间里，专业与耐性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采写/《小康》记者 孙晓青

　　这是一场持久的拯救心灵的战役。

　　当“5·12”汶川地震一周年过去之后，媒体的轰炸式集中报道以及公众的关注也将告一段落，一切都将回到原来的轨道上。然而，心理援建的工作却依然漫长而持久。专业与耐性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聚源中学的特别班会

　　2009年5月8日，都江堰聚源中学的学生们又迎来了一次特别的班会。在邻近“5・12”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的心理医生陈婷和队里的心理工作者决定这次心理课以主题班会的形式展开，希望这些孩子们可以“记住过去，感悟成长。”

　　在去年的地震中，都江堰聚源中学初二、初三两个年级的教室全部垮塌，死伤人数众多，幸存下来的老师和同学，目击了整个地震逃亡过程的惨烈，一直难以释怀。从2008年5月19日开始，一年来，陈婷所在的心理救援队不间断地为都江堰聚源中学的师生们提供心理辅导和援助，努力帮助他们走出创伤期。地震发生后，曾经有很多人像陈婷他们一样奋战在灾区一线为灾民提供心理援助，但最后由于各种原因离开了，不是所有心理援建者都能像她这样坚持下来。

　　而这一年的工作下来，陈婷发现，确实是问题叠着问题。“灾区的心灵更需重建”这早已成为每一个心理工作者的共同心声。

　　5月8日这一天，陈婷决定用《我的青春我做主》为题，让学生们畅所欲言自己一年来的变化和感悟。让她感到欣慰的是，整个班会的气氛一直都很积极，一些学生不再封闭自己，愿意站出来回忆那段痛苦的经历。“有积极的变化就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陈婷感慨地说。

　　去年10月份，陈婷的团队在学校里进行了灾后5个月的心理问题筛查，结果显示，存在抑郁、焦虑情绪、行为问题和应激反应的学生474人，占全校学生总人数的31.66%；其中有200人存在创伤后应激反应，占筛查出的学生人数的42.19%；筛查老师90余人，有效问卷45份，结果显示有13位老师存在抑郁焦虑情绪，占有效问卷的28.88%，存在创伤后心理障碍的10人，占有效问卷的22.22%。

　　“针对问题我们也展开了一系列的心理援助工作，我们每周都会来学校做心理辅导。”陈婷说，最近他们又进行了灾后一年的筛查，虽然结果还没出来，但预计比之前要好。

　　当然，仍有大部分师生从伤害中走不出来。

　　一些学生依然选择沉默，陈婷习惯用写纸条的方式与他们进行沟通。“这一年有很多收获，也有很多遗憾。遗憾的是在去年的灾难面前，我没有顾及到我的好朋友和同学，我感到非常惭愧内疚。”班会上，王林(化名)的纸条引起了陈婷的注意。

　　王林在那场灾难中完好无损地逃生出来了。那时候，逃生本能促使她来不及多想就往外冲，跨过了摔倒同学的头顶。直到现在，每每想到那一幕她仍然心中隐隐作痛，“我没办法摆脱负罪感，我应该救她的。”王林一直为此十分内疚。在地震中，王林班上一共有14名学生没能逃生。

　　“其实这种心理很多孩子都有，并不是单一现象。幸运的是这些孩子年龄较小，比较容易接受心理辅助的干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明显好转。但必须指出，心理疏导工作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陈婷说。

　　紧迫而漫长的心理拯救

　　世界心理学界有一条铁律：地震发生，受灾幸存者焦虑之后是抑郁，严重抑郁的结果是漠视生命。半年之后，将是灾区自杀行为高发时节。

　　4月20日凌晨2点左右，33岁的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在位于绵阳的家中自缢身亡。这不是第一起自杀事件，也并不是第一起干部自杀事件。

　　2008年10月3日，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在暂住地自杀身亡，这也是北川灾后首例轻生的政府官员；2008年11月17日，北川擂鼓镇发生首起灾民灾后自杀事件：擂鼓镇村民杨俊杀妻朱菊华后自戕……

　　中科院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于2009年1月10日至15日对北川86名干部进行调查发现，11%的干部有较重的抑郁状态，36.9%的干部有严重创伤反应，28.6%的干部感觉心理压力很大，60%的干部感到需要心理服务。对受灾群众的调查发现，在板房安置点经常想自杀者的比率竟高达4.3%，其中北川6.9%，绵竹1.9%，什邡3.9%。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侃针对数据指出，单就北川县来看，幸存的1000余名干部在震后一年内出现两例自杀，自杀率高出一般人群近10倍。

　　虽然陈婷表示，她所接触的师生中并没有出现过有自杀倾向的案例，但这一年中，孩子们也发生了特殊的心理变化。地震发生后，震区的孩子们期盼复学、渴望读书的热切心情感染了每一个人，但后来，陈婷发现孩子们变了。

　　王凯(化名)是聚源中学初二的学生，他曾经和其他同学一起努力读书，希望能够借此改变命运，离开山沟沟，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但在那些曾经一起拼搏的同学永远地离开了他之后，他的想法变了。

　　“现在真的不想读书了，原来命运根本就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拼命学习也难逃悲惨的宿命，还不如玩够呢。”王凯的厌学情绪并不是个案，陈婷和学校都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出现了厌学、浮躁等不良情绪，读书无用论逐渐蔓延开来。从整个汶川灾区的调查来看，七成左右的学生都出现了这种不良情绪，甚至有的还出现了和老师对抗的躁动心理。

　　“这种情绪在去年下半年尤为明显，并且非常普遍。其实不止是学生，很多老师也因为压力过大而引发诸多的心理问题。”很多灾区的教师在博客抒发情绪，有的说不敢再靠近学校里的废墟，地震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另一方面，来自家庭、生活等方面的压力也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灾区进行了一次有关心理救援的大规模普查，普查显示，几乎所有人认为对于心理援助的需求要大于医疗援助，同时表示，心理援助的效果远不如医疗援助来得明显。这是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当灾区的一些地方出现了“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的言论时，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灾区的心理援救工作远没有想象中的到位。

　　地震刚刚发生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心理志愿者蜂拥而至。根据了解，灾区的很多心理救援工作站工作时间都不长，社工们去了很多地方，发了很多调查表，心理咨询内容简单，除此之外，就是做做互动游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教授孙学礼说，心理干预工作绝对不能走马观花，不是谈一谈话、做一做游戏就能解决的。

　　“整个四川灾区一度有2000多名心理学工作者，但其中只有大约四五百人是有组织的专业人士。至于其他人，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张侃表示，在灾区进行心理援助的志愿者提供的服务水平确实是参差不齐，同时也的确存在把灾民当研究对象采集完数据就走的人。

　　“这是不道德的。”

　　更多的心理专家强调，心理援助应该是持久的过程，绝不是短期行为。陈婷对此很是担心，那些心理志愿者到底还能坚持多久？因为越往后需要的志愿者越专业。

　　“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组织无序会降低工作效率和干预效果，严重的会给受灾人群带来失落感及再次创伤，所以长期、有效、连续是重中之重。”孙学礼表示了同样的担忧，他认为，灾后的心理危机干预必须有序、有效、长期、系统地开展，才能达到心理救援的目的。急性期的干预应以群体干预为主，个体干预为辅。而在后期，群体干预和个体干预同样重要，可能对个体干预还应投入更多的力量。

　　和医疗卫生一样，心理学界对于心理健康也有三级预防系统。第一级是广泛的传播保持健康的心理支持，要正确地对待灾害和未来的发展，有定期的心理知识的传播，但并没有特别的针对对象；第二级系统是针对特殊人群，家里有人伤亡的特殊人群，还有主动提出帮助需求的人群；第三个是已经有抑郁的，甚至有自杀倾向的人群。

　　张侃认为，灾区的心理救援应该严格按照三级预防系统展开，从基层社区做起，从最表象层面重视灾民心理问题，但一定要持久地坚持下去。

　　4月29日，四川省德阳市成立了首个“灾后城南社区心理服务中心”。张侃认为这可以作为范本在全灾区推广。“打个不太恰当却实际的比方：社区服务站就像是连队里的卫生员，他们跟战士在一起，受伤了就包扎上，然后送到后方治疗。很多事情在萌芽状态及时发现就不会变大问题。”

　　建立心理急救机制正当时

　　★采写/《小康》记者 孙晓青

　　在董玉飞自杀后，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侃曾表示，如果不加大对于特殊人群，尤其是干部的心理援助，下一个自杀的现象很快就会出现。他的预测很快应验，就在汶川地震一周年前夕，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再度自杀。如何不让下一幕悲剧出现？我们的心理救援工作还存在哪些问题？

　　《小康》：目前灾区心理援助的现状是怎样的？

　　张侃：去年地震刚发生的时候，去了很多心理援助的志愿者，过了半个月后，渐渐减少，因为各自的工作、生活等现实原因，能够在那儿坚持下去的团体很少，不具备一个机制。目前，灾区心理援助队伍仍然很有限。此外，心理援助的志愿者水平也参差不齐，很多志愿者可能连最基本的判断都没有。

　　基于这些原因，仍有很多灾民没有得到有效的心理支援，从理论推导，他们的心理情况应该并不好。我们工作的点，服务的对象好几万人，我们动用的人力1000人，一年来连续在灾区的各个点开展心理救援工作，是取得了效果。但从总体来看，这个工作必须持续下去，如果一停下来，马上大规模反弹。

　　《小康》：灾区里的一些人能够在地震中坚强地活下来，却在震后的日子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如何理解这种行为？

　　张侃：关于有人自杀的问题，很多人关注，我们现在看来确实是问题。从我们所获得的数据看，目前灾区的自杀率并没有高过国际上自杀率的水平，但从特殊人群的单个分析的话，却远远超过国际水平，尤其是干部。根据国际上的情况来看，自杀的或暴力杀人的或抑郁的等等，往往是在表面平静之后的一年、两年、三年左右出现，而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在10年之后都会出现问题。孩子现在虽然有吃有喝，但是没爹妈，或者是其中去世一个，或者是爹妈以后还要再婚，他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现在很小，没有什么能力，等到长到20多岁，小时候的打击就开始暴露出问题来。因此，心理重建是一个长期、持久的过程。 

　　《小康》：灾区心理重建的难点是什么？

　　张侃：应该说，大部分灾区政府给了心理援助很大的关注和支持。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出台总的规划，极重灾区的政府还对心理重建充满热情，但不得不指出，一些地方政府对心理重建的认识不够，并没有拿出一个可以落实的规划，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他们往往认为灾民的住房和吃饭问题才是大问题。那些成绩是看得见的，而心理重建是个抽象的东西。花了钱做了这个事，到底值不值？有多大效果？却看不见摸不着。地方政府对于心里重建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他们目前并没有将这个纳入重建规划，所以也没有相应的经费投入，心理重建工作展开也自然受到限制和影响。

　　《小康》：现在建立一个心理重建的长效机制是否正当时？张侃：我们一直都在强调当务之急将心理重建真正纳入灾后重建的规划中来。现在主要是一些社会团体及科研院所在做这个事情，但社会力量毕竟有限，迟早会退出的。没有足够的资金保障、没有统一的部门组织协调、没有系统规划、没有充足的专业人才。我们提出过心理重建要坚持20年。从目前来看，四川地震灾区目前具备建立心理干预机制的一个良好机会。不缺少关注，也不缺少支持，有众多的社会团体依然出人、出钱在做这个工作，还有许多社会团体的资金和技术人才准备投入到这一块。政府要做的是，成立一个部门来引导、管理、协调这股社会力量，提供经费与规划等政策保障，从而建立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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