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绵延千年的史官文化价值体系中，“秉笔直书”一直是个若即若离的理想境界，即使在政治较开明的当下也是如此。

　　●如何不被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名利纷争所左右，如何避免把地震志书写成领导功劳簿？如何甄别选择性记忆？

　　●对于英雄群体和先进典型人物，如何规避“生不立传”的修史祖训？

　　●对于范跑跑、“背妻男”吴加芳、救人小英雄林浩等地震中有争议的人物，如何不受外界的好恶褒贬干扰？

　　●如何书写地震预报、应急体系、基层重建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它们与当下的宣传基调相左，却又是真实存在？

　　一场规模浩瀚的国家修史工程正在中国首都北京和西部数省市悄然进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官方的第一次。

　　未来3年里，从中央到地方共一百多个部门将通力合作，把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修编入志。这部1100万字的官方地震志，其耗时之长、投入之巨和史料之详备，被外界寄望为“一份对历史和后人的答卷”。

　　这场继灾难之外新的“历史大考”，同时也把一个长期脱离公众视野的特殊群体推上前台。在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修志传统中，他们被称为“史官”，现在则叫“史志工作者”。

　　这群执掌历史书写权杖的“当代司马迁”，第一次站到历史关口，并试图寻找正确的选择。

　　离休干部上书中央

　　“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史志工作的共产党员、离休干部，窃以为最适当的形式莫过于志书。”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来袭，在客厅一张桌子底下度过那黑色3分钟后，前四川乐山志办(全称乐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编审王水开始痛恨时光飞逝——他已经75岁了，衰老和顽疾阻止他冲往前线。

　　“我还能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纠缠着王水。灾难和灾难中的人性让人动容，一个积养了二十多年的职业敏感强烈起来——“这将是个不同寻常的时刻。”

　　接下来的事实验证着这个判断，汶川地震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影响世界的大事件。这激发了王水的职业使命感。他分析了震后初期的信息传播形式，发现现代化手段虽然让信息更海量和多元，但欠缺也很明显。“它们都是零散的历史片段或截面，经不起时间的历练和推敲。”

　　在酝酿了数个晚上后，王水决定做一个大胆的尝试——上书中央，建言地震入志。“只有志书才是记录事件最系统与最全面的形式与载体。”王水说，“但人们总是忽略了它的价值。”这种愤懑几乎贯穿了他的职业生涯。他总是自嘲“为他人做嫁衣裳”。

　　几乎是带着点书生意气和为己正名的冲动，2009年5月26日，一封言辞恳切的短信悄然寄往北京。“官大了太忙，官小了没权。”王水这样考量。

　　在信中，他说：“……以什么样的形式，以何种速度，形成文献，载入史册？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史志工作的共产党员、离休干部，窃以为最适当的形式莫过于志书。”并大胆建言：“……如此建议可取，请转呈温家宝总理，以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名义进行编撰……”

　　两个星期后，被王水预测“不太可能”的事情发生了：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找到了他，说信收到了，但囿于对方志工作不了解，需要他进一步阐明设想。

　　王水又伏案一夜，提出了关于地震志“一圆一纵数横(即概述、大事记和分类别记述)”的架构方案，次日用传真发给对方。

　　随之而来的又是一段漫长的等待。事实上，王水的意见已经引起中央的重视，先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对编纂地震史志进行讨论和研究，再是四川、广东、江西、北京志办专家受邀赴京，共同起草建议方案。在得到有关中央领导的批示后，10月下旬，地震志编纂计划获国务院批准。

　　远在乐山且几乎失掉信心的王水亦意外受邀赴京见证历史时刻。

　　为了这即将展开的新旅程，他特意准备了一双新皮鞋。在11月6日的中南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离休干部坐在一群顶级专家中间，倍感光荣。后来，大会还用专车送他参观了鸟巢和水立方，票据都被他贴身收藏在一个信封里。

　　一项庞大的修史工程就此启动，这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部由国家层面组织编修的大型志书。对中国史志界来说，这是一个久违的时刻。

　　建国后方志60年

　　中国方志孕育于春秋战国时期，发端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型、定型于隋唐两宋时期，元明时期有所发展，而极盛于清代，民国时期则承其余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工作被提到议事日程。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将编写新方志列为20个重点项目之一，要求全国各县、市迅速编写出新地方志。

　　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全国各地要修地方志。这标志着建国后第一次修志热潮的来临。到1960年，全国已有2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530多个县建立了修志机构，其中250多个县编出了初稿。此期的志书过多地记载了阶级斗争，在资料方面亦存有不实之处，宣传色彩较多，影响了地方志的质量。

　　这次修志热潮，随着经济困难和“文革”的开始，很快衰减并完全中断，已建立的修志机构处于瘫痪状态，继之撤销，全国的普修新方志工作也被迫中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修志工作恢复，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普修新方志的活动开始。1980年2月，国务院指示各地“编史修志，为历史研究服务”。三年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立，具体负责领导全国的修志工作。到1995年，全国新出版的地方志已达5000多部，平均每年修成志书100部以上。

　　如今，各地史志机构，地位不等，但在行政序列里边缘之势明显，有挂靠于社科院名下，有受命于政府研究机构，各地因事而异。方志的记载形式也在经济社会的大背景下，渐入被遗忘的困境。

　　(南方周末记者叶伟民 整理)

　　从边缘到前台

　　他们的身影如此遍布，但身份却从未显著——人们更愿意把他们视为新闻记者或政府秘书。

　　作为汶川大地震的主要发生地，四川省承担了这次国家《抗震救灾志》的主要资料搜集任务，亦为自己编撰四川志积极筹备。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现代“史官”们再也无法恢复以前的平静生活。他们一度徘徊在地方行政序列的边缘，不为人所知。因为地震以及灾后存史、教化、资政等的需要，这个群体突然被推向聚光灯下。

　　若不是地震，55岁的都江堰志办调研员续新华应该还在办公桌前整理繁琐而枯燥的统计数字。这种无声而缓慢的工作已经持续了13年，但即便兢兢业业，他编的书除了寥寥的专业用途外，大多用来装饰书架。

　　续新华之前是畜牧机械研究员，这看似与“史官”风牛马不相及。中国的史志行业，多少年里因为地位边缘，人员构成多属半路出家或是照顾安排性质，一个关于基层史志工作的流行说法是：一个老头花几千元再雇几个老头，然后写本书。

　　但地震改变了这一切。地震后第一时间，续新华乘坐军方直升机抵达汶川，搜集了第一手的震中素材。在后来近半个月时间里，他和同事又拍了数十个小时的视频资料和上万张照片，并及时汇总都江堰市历朝历代遭遇的地质灾害，提供政府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