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韡薇

　　这是一个关于回家的故事。

　　这一次，回家的路如此遥远：从鸭绿江那边的朝鲜，回到中国。寄托着4条鲜活生命的烈属证，经过58年，终于到达家乡，到达家人的手里。他们是被一个陌生农民送回来的，这似乎不太合“规矩”，而这些没有结婚，没有后人，甚至连照片都没有留下一张的烈士，几乎已被家人遗忘。58年来，家人并不知道他们的死活，甚至并不知道他们当了兵。

　　把烈属证送回去，不就等于送烈士回家

　　2009年4月，李红旗带着媳妇去四川。

　　从河北老家保定乡下出发，经过石家庄，坐上火车去成都，有将近两天的旅程。这是李红旗第一次出远门，此前这个37岁的男人最远只到过北京和天津。一路上，他都背着一个黑色背包，里面装有2000元，还有一张薄薄的蓝色纸片——一份抗美援朝烈属证。证书的主人周明星，四川中贤县狮子村人，曾在339团九连服役，1951年2月牺牲于杨子山战斗中。

　　几个月前，成都一家报社来电话，想跟踪采访李红旗寻找周明星。对李红旗来说，去四川的路费是一笔很大的开销，相当于他半年的收入，他一直犹豫不决。一周前，报社记者又来电话，说一家民营博物馆愿意赞助李红旗去四川的路费。附带的条件是，如果找不到周明星的家人，要把这张烈属证捐给那家民营博物馆收藏。李红旗答应了。

　　说起来，李红旗这次旅行的起点，始于11年前。那时他刚结婚，带着新媳妇去保定玩儿，在旧货市场上发现了5张“革命烈士家属证明书”。这些证书看上去年代久远，纸张略有些发黄，但保存完整，上面用毛笔清楚地标明烈士的姓名、家乡地址和牺牲的时间地点。

　　收藏古玩是农民李红旗的业余爱好，虽然他也分不清楚这些所谓的“古玩”是真是假。但这一次，他决定把这些烈属证买回家收藏。

　　“什么，一张破纸五百块？”新媳妇没给他好脸色，强烈表示反对。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带着死亡的气息，在乡下人看来是“晦气的东西”。

　　李红旗一边和摊主讨价还价，一边继续翻检。一本油印的抗美援朝战争记录，以及另一份由高级别官员签署的唁电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翻开战争记录，里面记载了几次军事会议，以及备战的情况。

　　“嘿，这次捡到宝贝了。”

　　为了确信买到的东西是“真家伙”，李红旗继续和摊主聊天。

　　“这些东西哪里来的？”“从收旧货的那里淘来的。”“收旧货的从哪里搞到的？”

　　“听说是从一个部队的旧货仓库里收来的，部队换防，扔掉了很多旧东西。”

　　李红旗心里美滋滋的，确认了这些物件的真实性。他没搭理媳妇的话，掏出2500元，把5张抗美援朝烈属证和作战记录带回了家。他盘算着，过阵子再把这些东西卖出去，挣点钱贴补家用。

　　回到家，他把烈属证给老父亲看。老爷子盘腿坐在床上，把这些东西对着光线看了很久，冒出一句：“这是烈士的东西，咱应该还给人家。”

　　“还？这是我花钱买的，还指着这个挣钱呢。”李红旗收起烈属证，嘀咕几句，觉得父亲是年纪大了，“脑子有问题”。

　　几个月过去了，老父亲不时会对李红旗提起这些烈属证。“你说，你出个门我多担心啊。这些烈士，他们都是英雄啊，他们的父母家人，一定也很想念他们。咱还是把东西送回去吧。”

　　“千年字儿会说话。把烈属证送回去，不就等于送烈士回家？”

　　李红旗空闲时，翻看买回来的那本记录，知道这场战争打得异常艰苦。冬天里，很多战士连双鞋都没有，光脚在雪地上行军打仗。物资奇缺，一些指挥员呼吁上级“给配给些照明的煤油”。他没怎么读过历史书，不知道这些烈士所在的部队，是朝鲜战场上打得最艰苦的一支部队，也不知道志愿军最高统帅彭德怀，曾在祝捷电报中破例为这支部队使用了“万岁”这一至高无上的赞美词。

　　他越来越朴素地觉得，不能拿这些烈属证去挣钱。

　　这一找，就是10年时间

　　“开始想的忒简单，不就是把东西给人邮回去吗？最近的一个烈属证，地址就在我们河北。多近啊。肯定最好找。”

　　李红旗翻出陈玉山的烈属证。上面的地址是河北  河县二区铁佛堂村。他信心满满，没想到，这一找，就是10年时间。

　　他最先能想到求助的地方，是河北省地名办。打电话过去，对方说没有(石+唐)河县。

　　“你帮我好好找找呗。”“找过了，没有。”对方挂掉电话。

　　李红旗接着再打过去：“你给我找找你们领导呗。”

　　“找领导干吗？”

　　“我有个事儿，我有几张抗美援朝烈属证，想给人家送回去，找不到那个地方，你们给查查。”

　　“我就是领导。不是给你说了找不到吗？我们真的找过了，没有(石+唐)河县。建国前后那段时间，地名管理特别混乱，有的地方一个月改两三个地名，真找不到。要不，你去河北省档案馆试试？”

　　从114查到河北省档案馆的电话，几次查询的结果都一样，说是没有(石+唐)河县。李红旗一下子就觉得：这事不好办了。

　　古玩市场几乎成了李红旗唯一的线索。每次去，他都要寻找那些旧地图，尤其是建国前后的地图。偶尔发现一张，就蹲在那里细细地看，想找(石+唐)河县。摊主轰也轰不走。

　　李红旗出外打工，也在打听(石+唐)河县。他甚至拜托那些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跑运输的，帮他一起寻找。别人听说他要送还烈属证，大多哈哈一笑，以为是个笑话。也有人对他说，或许是烈属证写错了，河北根本没有(石+唐)河县这个地方。

　　几年时间就这样过去，寻找烈士的事毫无进展。

　　一次，李红旗偶然看到一张现在保定的地图，上面有条河叫唐河。“哎呀，还真有个唐河啊！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个。”再一查，此唐河归唐县管。

　　李红旗给唐河县民政局打电话。“你们那里1951年是叫(石+唐)河县吗？”“那么早的事，我不知道。”

　　“我这里有张烈属证，写的是(石+唐)河县。我想给人送回去，请你帮我想想办法，找找这个地方。”

　　“你等半小时再打来，我找找去。”

　　过了半小时，再打去，对方说唐县历史上从未叫过(石+唐)河县。

　　李红旗并不相信这个结论。“他们该不是搪塞我吧。”他想了想，问对方要了个传真号，把烈属证复印件发过去。他寻思，人家看到烈属证复印件，就该相信他说的不是谎话，应该会认真帮他找。

　　电话打了很多次，以致于对方一听见李红旗的声音就能够立刻识别出他来。

　　“你别再打我们电话了，我确实找了。我得为人民办事，我干的就是这个活。可真没有(石+唐)河县。”

　　希望再次破灭。

　　一度，李红旗也觉得很沮丧。和父亲喝酒的时候，他说：“这些烈属证怕是找不到主人了。”

　　烈属证的左半边并不齐整，有明显的手撕痕迹，上面还盖着红色的志愿军部队的印章，显然属于原件，李红旗猜测，另一半还留在部队的存根上。

　　2003年，李红旗带着烈属证到了北京。他的一个亲戚在卢沟桥纪念馆工作。看过烈属证后，亲戚觉得这些烈属证应该是真的，并且建议李红旗去北京军事博物馆问问。

　　军事博物馆的专家仔细核对了烈属证，确认这些都是真的。他还告诉李红旗，他手上的那份唁电也是真的，唁电里那位牺牲的烈士，很可能是一位级别比较高的军官，信上对该烈士生平功绩有较多的描述，信末有多位志愿军高级官员联合署名。其中一位的后人，现在是中央军委高级领导。

　　可是，为什么这些烈属证和唁电，没发到烈士家人手中呢？军事博物馆的专家也猜不出答案。

　　2007年7月，一个做小买卖的人来到李红旗家所在的定兴县固城镇国兴村。李红旗随口问了句“听说过铁佛堂村吗？”这些年来，打听(石+唐)河县铁佛堂村几乎是他与陌生人谈话必不可少的内容，但每次都没进展。这一次，结果让李红旗“蹦了起来”。

　　对方说，在香河有个铁佛堂村，他总上那边做小买卖。

　　回家一说，全家都跟着高兴。“忒美了，比结婚还高兴，真的。”

　　终于有一个烈士“回家”了

　　114没有登记铁佛堂村村委会的电话，只有铁佛堂村小学的电话。李红旗打电话到小学，想让对方帮助寻找陈玉山烈士的家人，对方很不耐烦地挂掉了电话。

　　李红旗再打去，对方又挂断。如此再三。

　　“他们大概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哪有隔了50多年，一个农民来送烈属证的，要送也该是政府送，对吧？”

　　李红旗说要给对方发烈属证传真件，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对方估计是怕李红旗再骚扰他们，干脆把电话撂一边，怎么打都是占线。

　　“好不容易看到了希望，我不能放弃。总得想点办法啊。”他和弟弟一合计，电话号码不都是按地区划分的吗，同村的号码，前几位总是一样的，差别在最后两三个号码。挨个打，还怕找不到铁佛堂村其他人？

　　他买了一张电话卡，打省内电话每分钟只需要一两毛钱。那个下午，他和弟弟一起，占着小卖部的公用电话，轮流打。

　　尾数123，没人接。尾数124，空号。尾数125，不对……

　　在100元电话卡快要用尽的时候，终于打通一个电话，是铁佛堂村一家工厂的。

　　对方耐心听李红旗说完缘由，告诉他，村里的一个干部正巧在工厂检查工作，可以去找干部来听电话。李红旗顿时激动起来，“遇到好人了”。

　　虽然和村干部通了电话，李红旗并没有指望真能立刻找到陈玉山烈士的家人。毕竟，找了10年都没找到。他告诉村干部，烈属证上留的家属名字叫陈玉清。

　　4天后，李红旗接到一个电话，对方上来就说：“我就是你要找的陈玉清。”

　　在电话里，陈玉清说他是烈士陈玉山同父异母的弟弟，比陈玉山小15岁。现在父母都不在世了，他也已经70多岁。

　　铁佛堂村、陈玉山、陈玉清，还有年龄，都和烈属证上的对上了，唯有“香河”、“  河”这两个地名没有对上。但李红旗认定，这个陈玉清就是他找了10年的人。

　　“我把烈属证给你送过去。”李红旗在电话里说。

　　“不要，我不要你给我烈属证。”“啊？你不要？”李红旗愣了。

　　挂了电话，李红旗和家人讨论这件事。“他是不是怕咱们跟他讹钱？”

　　第二次通电话时，李红旗再次提出送还烈属证。“我不要你钱。我要是想挣钱，就不费那么大力气找你10年了。”

　　“不，你不能来。要是你送来，我欠你一个大大的人情债，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你别给我送来。”

　　李红旗后来知道，陈玉清拿着烈属证复印件去了北京，找过解放军总政治部，找过北京军区，最后找到了陈玉山烈士曾经服役的38军。老人的愿望很简单，请组织上派人去找李红旗，从他手上拿回烈属证，再由组织还给家人。在陈玉清看来，这样才是“规矩”的做法。

　　几个月过去了，事情毫无进展。李红旗决定，还是亲自去陈家送还烈属证。

　　一见面，陈玉清就毫无悬念地哭了。他告诉李红旗，哥哥当年是和父亲赌气后离开家的，此后没了音信。1978年父亲临死前还在念叨：“你有个哥……叫山儿……这个逆子，我要死了，他都不回来看我……”

　　接到李红旗电话后，陈玉清特意去给父亲上坟，告诉父亲：“我哥不是逆子，他是个烈士，是抗美援朝的烈士，是国家的英雄。”烈属证上写着：陈玉山，1950年12月31日在突破“三八线”的战斗中牺牲，34岁。

　　李红旗一边哭，一边替陈玉清擦眼泪，他安慰后者说：“你哥真是个聪明人，他怎么就能料到这烈属证要几十年后才送回来，他要是填的父母的名字，我肯定就找不到了。幸好，你比他小15岁。”

　　哭的时候，李红旗也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当初是父亲坚持要把烈属证送还家人的，但如今愿望成真，父亲却已经过世。

　　县里民政局听说了这件事，也赶来探望。领导说，要给陈玉清家落实政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当年参加抗美援朝的烈士家属，可以得到2000斤小米。“当年大家连肚子都吃不饱，2000斤小米可以养活好多人，甚至都能换到房子。你说如今谁还会在意那2000斤小米呢？”李红旗说。他安心的是，终于有一个烈士“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