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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重塑精神重扬理想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6月22日09:27  南风窗

  重塑精神,重扬理想

  —— 对话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本刊记者 徐 瑗  陈统奎  发自上海

  今年1月,57岁的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回娘家”,重回复旦当校长。3年前,他是从复旦副校长任上离开北上京城的。如今,重回校园的杨玉良谦虚地说自己是“大学校长一年级生”。

  杨玉良是一个很有决断力和执行力的人。他亦向记者推心置腹,自己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决策时不允许摇摆,要有可持续性,不能把自己陷进去套牢。他不欣赏西汉时期的晁错,也不欣赏宋朝的王安石,尽管他们都是做对的事情,但使用的不是正确的方法。

  他学化学出身,就职演讲却引用舒婷的诗歌《致橡树》中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浪漫情怀和治校理念——“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杨玉良告诉记者,他希望大学人仰望天空,同时扎根大地。

  半年了,杨玉良在复旦各种场合大谈理想、理念,就是没有谈具体做什么,很多人疑惑地看着他。其实,杨玉良已经磨刀霍霍,他要向大学世俗化动真刀真枪。在国务院学位办这几年,他走访各地高校,看到的图景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杨玉良痛恨大学如此忙忙碌碌,随波逐流。

  “这是荒唐的。”访谈中,杨玉良多次蹦出这句话。

  世界不完美,需要理想主义

  《南风窗》:杨校长,你给复旦本科生演讲时大谈理想主义,说报考复旦者要意识到当今人类社会的不完美,意识到这个国家民族的危机所在,并愿意负担责任。中国已经到了需要重燃理想的时候了吗?

  杨玉良:作为大学理念来讲,高扬理想的旗帜是永远的,只是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似乎不谈了。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后,社会价值观似乎变得越来越现实,但是一个社会没有理想不行。回顾过去20年,我们曾经风行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风行过萨特主义,还讨论过新权威主义,各种主义都没有真正扎根,最近几年又开始国学热。我们在探索,但探索的过程实际上表明我们面临着一定的迷惘。实际上,我们缺少了一种东西,即一种理想、一种信念、一种精神。缺少了这个,你再去寻找什么东西似乎都不是你所需要的。

  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性非常清晰。最近的金融风暴,给很多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人狠狠打了一棍子,完全依靠市场经济的手的话,出现了极度的贪婪,暴露了人性中极度无耻的一面。所以在西方《资本论》热销,人们都在反思。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不完美,尽管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仍然面临很多问题,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问题还是存在。

  《南风窗》:面对世界的不完美,大学该怎么办?

  杨玉良:这就是我们将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就涉及通识教育了。我们不仅仅把学生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公民,而是要把他们培养成对这个国家、民族、全人类富有崇高责任感的人。他应该有崇高的理想主义,他的心中应该对人类的未来有一种设想。理想主义虽不可及,但心可向往之。

  我们的通识教育要给学生灌输理想主义,但是又要有现实主义,这就要求学生一定要参加社会实践,使得学生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切身的感受。然后有责任去推动社会向着理想的方向前进。当下,在大学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尤其重要。如果大学都没有了理想主义,那社会哪里还会有呢?大学要像温总理讲的要“仰望星空”。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有理想主义,要有广博的知识,要有全人类的全球的眼光,最后才是有特定的专业知识。

  这个顺序也反映了通识教育的要义。

  《南风窗》:我试着作为一名复旦的新生来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我来复旦”,来复旦要读一流的书,做一流的人,最后建一流的社会。

  杨玉良:是的。

  《南风窗》:这就意味着复旦要教育自己的学生毕业后不要以财富为追逐的目标,这会带来价值观的维新和整合,并形成新共同体。

  杨玉良:谈到收入问题,很多暴富起来的人都把自己的暴富当成是理所当然,不会反省自己的收入是否合理。中国为什么还没有把捐赠文化形成为一种很好的风尚,这跟我们社会和个人缺乏反省能力有关。现在的中小学教育就很成问题,家庭通常会跟孩子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是一种误区,社会除了竞争难道就没有其他了吗?互相帮助、尊老爱幼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要弘扬我们传统文化中很多优秀的东西。

  《南风窗》:但是很多有理想主义情结的学生踏上社会之后却跌得很惨,被磨掉了理想主义情怀。

  杨玉良:这是因为他们在理想主义的另一面——知识功底不足、现实主义不够,就会在处处碰壁后锐气棱角全无,变得极其世俗。理想主义者受挫之后,完全可以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休养生息,整装待发,理想主义者不会失去信心。但他同时也必须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就要求他必须立在民众当中,必须扎根在草根阶层。跟基层在一起,就不会成为一个独裁者,也不会是空中楼阁。这就是我就职演说中所引用的舒婷的诗句,“叶耸向云天,根扎在大地”。

  拒绝“娱乐版通识教育”

  《南风窗》:复旦在本科生教学改革上最大的创新和特色就是推行通识教育,你作为新任校长,怎么理解通识教育?

  杨玉良: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引进中国之后多数都是成功的,但是很遗憾把中国古代书院制给废了。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很像现在的研究生院,而且是通识教育。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通识教育可不是一个娱乐版的知识普及教育。把各种各样的知识给你一点,这就叫通识教育?

  教育的真谛是“在教师的指导下,教会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教育不是简单地拓宽知识面,而是教会你一种综合而独立的思考能力。恰恰,综合的思考能力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强的,西方文化强在逻辑思考能力。东方文化吸收了西方理性的、分析的文化后所融合出新的文化思维方式将会主导21世纪。通识教育就是告诉学生主导未来世界的文化是什么,然后教会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有人将通识教育简单地理解为人文精神教育,错了。大学是沉淀人类文化精华的地方,大学也是创造人类新文化的地方。我们要向学生同时传递科学和人文的精神。

  《南风窗》:有了这样的理念,准备怎么做?

  杨玉良: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都不可能是复制其他国家的教育,因为教育是文化的传承,脱离了本国文化谈教育是荒唐的。北大陈平原教授说过,“中国要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话绝对不是欧美大学的凯旋。”中国的通识教育要成功的话,绝对不是欧美通识教育的凯旋。我们必须要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通识教育,比如书院制,集古今中外之优点。

  是“H”型还是“N ”型好呢,“H”型代表下面是通识教育,上面是专业教育;N型代表先是通识教育多,然后逐步增加专业教育。欧洲是N型,美国是H型,美国的方式培养成本极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成本必须考虑,怎么样在有限的时间和成本的基础上获得好的效果。复旦的通识教育要走向精细化,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间课程设置是不一样的。

  自主招生会稳一稳

  《南风窗》:有人说,如果没有自主招生配合,通识教育推行会很艰难。

  杨玉良:关键的第一步当然是选才,把最好的人才选进来,一种好的办法就有机会选到更多优秀的人才。现在本科教育是一种大众化的教育,大学不得不根据自己的教育方式来选择人才。这是大学对自主招生的动力所在。但自主招生和通识教育的关系不是那么绝对,因为自主招生只是一小部分学生,通识教育是对所有的本科生。教育上有一种理念,每个人都是可造就之才,关键是造就成什么才。应该说,自主招生为推动通识教育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带来了一股新风,创造了一定条件。

  《南风窗》:目前全国高校中复旦自主招生名额最多,而且试行面试录取这种全新的模式,还把权力交给教授。

  杨玉良:在选材上,判断起来最准确的不是一张考卷,实际上是教授。教授们毕竟接触过大量学生,有相当的经验和教育学知识、心理学知识等等,他们对学生的判断,总归是比较准确的,总会比一般的考卷要好得多。比如说,研究生让导师来选,好多人说,这不公平。但是,只要导师不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选进来的话,导师来选是最公平的。因为我很清楚,你能把研究做好,把博士论文做得好,而他做不好,尽管你考试考得不好。

  当然现在的自主招生仍然是一个过渡做法。如果高等教育全国平均毛入学率达到50%,也就是每一个高中毕业生人人都有机会上大学的时候,招生方法又得改变。我相信未来是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这对国家培养各种类型的人才是有利的。

  《南风窗》:但是社会质疑复旦模式的公平性。

  杨玉良:公平是有界限的。什么叫公平?有人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种公平。但真的公平吗?比如说,考大量记忆性的东西,背工好的人肯定都高兴了,但是对思维能力很强、记忆力不强的人呢,对他来讲不公平。还有人说,让每一个人的智力发挥到极限,这也是一种公平。譬如说,高考不能让一部分人的智力发挥到极限,但是自主招生可以,这是另外一种公平的发现。又有一种说法,让每一个人有平等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也是一种公平。所以,任何一种公平都是有一条界限的,任何一种招生模式都无法做到完全公平。

  我们现在在外省市试点,都是派教授到当地去,就是为了减轻农村孩子的压力,在当地实现相对的公平。人类还没有找到一条真正非常好的道路,来保证人人平等。关键是,公平的定义是因形势因环境而变的。

  学生期望值下降了

  《南风窗》:今年经济危机背景下,复旦学生就业情况遇到挑战吗?

  杨玉良:复旦就业签约率,跟往年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似乎后面增长的劲,没有往年大。当然,这个只是预测。另外,跟学生期望值下降是有关系的,比如3500元月薪的工作原来我是不签的,结果他签了。情况还不错。

  《南风窗》:支持大学生去农村当村官吗?

  杨玉良:我支持。我就说我们国家也有不少的危机。这个危机不是说我们国家什么东西没做好,而是整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东西部的差别是很大的,需要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人到欠发达地区去。首先能改变欠发达地区人的思想观念。落后首先是观念落后,观念落后经常导致拿着金饭碗讨饭。所以,好多成功的村官一看,遍地是金啊,然后利用当地资源,马上就把老百姓的生活提升上去。

  遗憾的是,现在不少的年轻人不愿意去。他们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缺乏这个感情。其实,比我们当时下农村好多了。我们当时下农村是遥遥无期的。现在你去一下是让你回来的,而且国家还给你很好的待遇,很好的工作。

  校长的四条标准

  《南风窗》:其实大学校长不仅属于某一所大学,也是属于社会的,他也要站出来跟民众对话。

  杨玉良:我认为,大学校长应有几点要求。第一,他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他不一定真的这么好,但是人们这么看你。第二,他是社会道德的楷模。第三,他是大学里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的精神领袖。第四,他是大学整个学科建设的总体设计者。这是最基本的,还不是教育家的标准。

  有人说,大学校长职业化,我不相信这一点。世界上没有一个专业专门学习如何当大学校长。所谓的职业化只是说,你既然当了大学校长,就要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职业、一个事业。大部分校长原来都是专家,都是某个领域里非常出色的学者。既然当了校长,就应当摆脱原有专业的限制,不要把你专业的思维方式,转移到校长的位子上来,应该用更宽的思维来思考问题。

  《南风窗》:大学校长如果做到这四点,可以带来哪些积极变化?

  杨玉良:眼下,大学承担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中华文明向整个世界的传播和交流。中华民族当前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全人类和全球的视野下,要构建一个宏大的文化发展战略。而这个战略的构建和实施,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就是大学,尤其是综合性的大学。

  我在德国做博士后的时候,德国的一个教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会说德语的地方,就有德国的利益。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人知道康德和黑格尔,那么他们就懂得我们德国人是怎么思考的。非常精辟!为什么外国人对中国处理达尔富尔问题指责那么多,其实中国人已经做得很好了。你不能认为他们全都是反华的。我再引用一个人的话,撒切尔夫人博客里的话,她说你们都鼓吹中国威胁论,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中国没有什么可以威胁世界的,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输出过思想和主义。你想想,我们应该做什么?

  拒绝平庸不容易

  《南风窗》:目前国家正在征询教育中长期规划意见,你最关心什么?

  杨玉良:我最关心大学的体制。大学的管理体制,包括国家对大学的管理体制和大学内部的管理体制。体制顺了,什么都顺。管理体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现在人们一般都不太敢提。《人民日报》上有过一些讨论。有人批评教育部对大学管得太多了,但是又不愿意直接说。实际上,教育部自己也有体会。

  国家对国立大学,到底管哪些事情?这个一直有一个博弈的过程。很多文章都在强调尊重大学办学规律,潜台词就是你不该管的东西你不要管。这种话说了,等于没说。现在中国人说话有个缺点,总想隐隐蔽蔽,总想遮蔽一些什么东西。要么就是过度,大谈自主权。

  我们研究一下美国大学的历史,尤其是私立大学,你吃人拿人的你就不自主。美国私立大学到二战之前,是非常自由的,到了二战的时候,为了反法西斯,所以美国政府就安排了大量的资金,要开发新的武器,给了钱就得按政府的指示做啊,所以它失掉了一部分自主权。二战胜利了,它就反弹了,这些学校就强调要自主权,要学术自由。到了60年代以后呢,工业界介入了,工业界给钱建了很多研发中心,又不自由了吧。由于冷战,军方又给了钱,又不自由了。所以到了60年代末,又一次反弹。永远在这之间拉锯。

  关键在于,在这中间要构建一种非常好的机制,就是大学内在基本的教育和科研规律要得到保持,然后满足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可以有很好的弹性。就像我们以前说的,政治也不要冲击业务。但也不是提到大学自主权就是不要管什么外面的事情,两耳不闻窗外事,这不可能的,否则,办大学干嘛?

  《南风窗》:现在大家都在比较北大还是清华培养的政治家多,复旦会跟风吗?

  杨玉良:我不以国内和国际上任何一所大学作为复旦的参照。或者说,博采世界上所有优秀大学的长处,作为我们的办学理念。

  首先,要办一所真正的中国的大学,这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又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否则你办成世界一流大学,COPY了一所MIT,COPY了一所哈佛,COPY了一所耶鲁,不行的。我强调复旦两条都不能丢掉。否则这所大学看上去跟耶鲁一模一样,跟哈佛一模一样,这是一种失败。

  《南风窗》:做世界一流大学有时间表吗?

  杨玉良:没有具体的时间表。我希望,过若干年,复旦大学至少能跟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叫板。跟他叫板的意思是什么?我指的是,有那么一批学科均匀分布在人文社科、理科、医科,能够与世界上最前面的50所大学叫板。也就是咱们拿出来比一比,我不会比你差多少。这个目标是很难很难的,但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这一点我也是乐观的。

  《南风窗》:做世界一流大学,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杨玉良:最大的困难在于理念和观念。我们的教师准备好了没有?我不仅仅指教师的业务水平。我们的教师有这个胸怀吗?有没有这个意愿?有没有那个信心?如果大家有信心,我们就可以实现75%的愿景。思想先行,然后咱们再来解决具体问题。否则要解决什么具体问题,别人还不理解,干嘛要那么做?就是要取消那些俗气的东西。我一直说,有多大的胸怀才能做多大的事情。胸怀没到,啥都不行。高风亮节没有了,知识分子的骨气也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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