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大学之梦

　　—— 对话南京大学校长陈骏

　　本刊记者 陈统奎 发自南京

　　穿过诚朴雄伟的校门，是一条阔气的校道，栽着两排葱郁挺拔的梧桐，遮天蔽日。两棵梧桐树之间，拉了一条红色横幅，“热烈庆祝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60周年”。就在数天前，5月3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教学楼后面的礼堂里，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那天，为吴伯雄颁授学位证书并拂正博士帽流苏的，正是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吴伯雄的到来，让这所气质内敛、不事张扬的学府一下子引来众人瞩目。“知识分子应该站在历史浪潮的尖端，为两岸文化价值的整合与创新做出努力和贡献。”吴伯雄的期许沉甸甸的，南大甚至还来不及反应，但陈骏告诉记者，接过这个绣球是肯定的，“南大人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使命感和责任感”。

　　2009年对南京大学来说，实在是一个“拐点”之年，一是它公布了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二是启用现代化的仙林新校区，三是全面启用本科生培养方案。

　　6月4日下午，在爬满常青藤的北大楼校长办公室，执掌帅印刚3年的陈骏接受本刊记者专访，首次坦露他的治校方略，“这还在我心里想着，还没来得及跟我的同事交流。”说罢，他哈哈大笑。

　　两岸关系推动者

　　《南风窗》：你觉得在两岸交流的这种大时代潮流里面，南大可以做哪些工作引领两岸的时代潮流？

　　陈骏：我们是大陆高校中跟台湾交流最密切的一所高校，与台湾19所高校有合作关系，比如说，由南大和北大主导，联合台湾大学，组织两岸四地大学校长联谊年会，今年第五届将在呼和浩特举行。这个年会让我们及时了解两岸四地高等教育改革的动态，加深相互了解，而且这些大学校长之间都建立了个人友谊，台湾校长们则通过活动加深了对大陆的了解。过去4年参加这个联谊活动的很多台湾的大学校长现在成了台湾地区政府部门的领导人，像“行政院长”刘兆玄，他过去是东吴大学的校长，我们在交流中谈到两岸的共同发展，谈到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有很一致的看法。这种文化的交流潜移默化，拉近了两岸四地之间的距离。

　　《南风窗》：政府间互动现在还存在障碍，而且政府更关心政治方面的东西。

　　陈骏：对。大学更加关注文化的交流、学术的交流。政治上还有求同存异的问题，但在文化上学术上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文化是可以进入每个人的心灵的，甚至可以整合两岸价值观，为统一打好基础。吴伯雄的期许，南大感到这是历史重任，在推动两岸的统一大业上，做出应有的贡献。

　　南大有着独特的地位，一方面是南京特殊的地理历史因素，和台湾有一种认同感；另一方面，南大的前身是国立中央大学，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早在10多年前就跟台湾方面建立起关系，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现在，吴伯雄又成了南大的名誉博士，他说得很好，南大在推动两岸交流中能做更多的事情。现在我想的还不成熟，但作为大陆民国史研究第一重镇，我们正在和蒋家后代谈，包括成立博物馆、研究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民国历史人物。

　　新教改方案元年

　　《南风窗》：从2009年秋季开始，南大将全面实施本科生新教改方案，请问改革的动机在哪里，为什么在2009年推出？

　　陈骏：过去在工业化时代，人才培养的目标是高级专门人才，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基本上是向苏联学习的，培养工业化所需要的一些专业性人才。现在是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专门化人才已经不能适应这个时代。进入本世纪以后，西方高等学校，纷纷进行高等教育改革，无论是北美还是欧洲，总体趋势就是向通识教育方向发展。这便引发了国内高等教育的改革，形成一股改革的潮流。

　　我们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研究、讨论，我们认为，首先要改变人才培养的目标。比如说，你到工厂去，总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是南大毕业的，但厂长往往是其它学校毕业的；南大培养的学生当厂长、局长、领导的不多，这和我们的培养目标有关，过去我们以培养各个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为我们的学生打下了烙印，就业以后基本上朝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现在我们提出新目标，要培养各行各业领军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我们发现50%的学生继续本专业的深造和出国留学，跨专业继续深造占25%，余下25%直接走上社会就业。这便启发我们形成了“三三制”新教改方案，第一个“三”指人才培养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识教育阶段，第二阶段是专业化培养阶段，第三阶段是多元培养阶段。第二个“三”指多元培养阶段分三类，一是继续本专业深造，在大四继续学习本专业更高深的学问；二是跨专业继续深造，到其它院系去选修课程；三是直接就业者，安排就业创业的辅导，为学生顺利走上社会做好准备。

　　《南风窗》：何谓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如何培养？

　　陈骏：他们必须具备五个条件：一是要具有宽厚扎实的知识基础，二是要具有开拓进取的业务能力，三是要具有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四是要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五是要具有未来领袖的综合素养。

　　今年秋天进入南京大学的2009级本科新生，将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专业、课程和发展的选择，享受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新教改还增加了教学计划的弹性，通过精简“课内”、强化“课外”，4年制本科生的总学分由原来的160分压缩到150个学分，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依据兴趣开展更多的研究与实践活动。新教改方案的本质是给学生一个自主选择、自由学习的空间和权利，完全以学生为本。

　　今年，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出新招生方案，按院和类来招生，不再按专业招生。学生入校后，第一年接受第一个阶段的通识教育，文理工医学生在一起学习。大二再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学哪个专业，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大四时，又有一次选择的机会，这都是选择机会，即刚才说的“三三制”。

　　针对2009级新生，我们还会组织全校名师开出100门研讨课，即“研究性课程”，以小班教学为特色，面向全校公选。

　　《南风窗》：讲到招生制度改革，不能不说大学自主招生，你觉得自主招生对新改革有哪些积极影响？

　　陈骏：在应试教育大格局不变动的背景下，为什么要实行第一个阶段的通识教育呢？就是要补应试教育欠下的课。现在想要高中一下子去改变培养模式，做不到，也太难了，这是全国性的教育改革大事情。目前国家正在制定的中长期教育改革规划里头肯定考虑中国应试教育怎么改革。那么，在没有改革之前，大学要做一些补课，这个部分就是通识教育。

　　我们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争取扩大自主招生权。2009年选拔录取人数达到招生总计划的10%。今后，我们仍将进一步加大自主招生的步伐，并已向教育部提出申请，请求能够实行“提前招生、单独命题、自主录取”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招生”。另一方面我们要补课，补应试教育的不足。比如说，应试教育无视公民教育，我们要通过通识教育来补这个课，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怎么爱惜这个国家，怎么样去爱惜这个民族，要承担什么历史责任。

　　新时代新使命

　　《南风窗》：刚才说时代已经变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时代里，你作为校长最大的使命是什么？

　　陈骏：中国的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创建世界一流，这是对校长压力最大的一个任务。现在各个大学都推出了时间表，但怎么样才能够尽快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南大把这个任务归结为三句话：部分学科率先实现世界一流，其他大部分学科成为国内领先的学科，实现文理工医的协调发展。现在各个院系都在围绕着这样一个目标，制定计划，自己找自己的位置。要实现这些目标，最关键的是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和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以及创造对国家对世界有帮助的重大科研成果等等。校长的压力可想而知。

　　而且，中国的大学校长还面临一个压力，经费不足。你要做这么大的事情，可是你的经费只有国外的几百分之一、几十分之一。一方面，国家对整个教育投资少，另外，真正投到高等教育的钱，如果了解情况的人，而不是那些指责高校鲸吞了国家教育经费的人，就知道中央财政一年的教育经费可能7000亿左右，但投到高等教育上只有几百亿。

　　《南风窗》：南大跟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哪？

　　陈骏：南大距离真正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很大差距。例如，南大进入ESI世界前1%的只有7个学科，而耶鲁大学就有22个。普林斯顿大学学科规模不大，但有19个学科进入。而且，这些老牌大学还在更高的层次上加快自身的发展。耶鲁大学正在继续推进其建设“全球性大学”战略，并已启动“耶鲁明天”(Yale Tomorrow)，5年内投入35亿美元。普林斯顿大学投资17.5亿美元加快学科发展。哥伦比亚大学将在2010年完成一座14层、包含21个实验室的多学科科学大楼。德国在推进“精英大学计划”。亚洲的日本在推进“GLOBAL COE计划”，韩国在推进“BK21计划”，它们计划在未来10年内分别使15所和7所大学跻身于世界前200名。

　　在2007年和2008年的英国《泰晤士高教增刊》世界一流大学排名中，南京大学分别名列125和143名。差距巨大，南京大学的发展可谓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发展得慢就是退步。

　　《南风窗》：今年国家要制定到2020年教育改革中长期规划，作为校长，你最期待什么？

　　陈骏：呼吁加大教育投入，这是我最关心的。对南大来说，政府投入不是绝对大头，而且现在政府投入存在问题，校级财政很少，专项经费很多，在政府投入占我们政府经费支出的60%里，大概只有20%是校级财政，是学校可以支配的，还有40%是专项经费，学校不好用的。这样一来，学校就麻烦了，一方面专项经费在教师手上，另一方面，学校养老师却困难，想给他们加薪水都无能力。经费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想办法请校友、企业家、社会捐赠，这个情况还很好。去年我们的捐赠数额，全国高校第二位，2亿，我们每年总预算是13亿，捐赠比例已经占到15%左右。我希望在中长期规划里，国家能够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确立为国家战略，给予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

　　耶鲁大学在2008~2009财政年的“基金”收入为226亿美元；“全部研究费用支出”为4.767亿美元；“运作预算”为23.1亿美元。香港科大在2007~2008财政年的“研究资金”为3.5亿港元。目前，中国的一流大学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但大学“负债”现象已经相当普遍，“985”高校也不例外。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大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瓶颈”。

　　精英也到基层去

　　《南风窗》：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大家特别关注大学生就业情况，南大今年就业率乐观吗？

　　陈骏：我们5月26日统计的是65%左右，现在是70%左右，跟去年相比持平。我们在就业上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原因一方面跟名校有关，另一方面跟学校的一些政策有关，比如商学院，要求当了老总的校友至少每人要接收一个毕业生，发动校友的力量，社会的力量，确保在金融危机情况下，就业率不要有滑坡。

　　《南风窗》：就业率平稳是不是跟南大坚持不扩招也有关系？

　　陈骏：我们的本科生规模一直在3000人这个规模，好多年都没有变，其他大学大举扩招的时候我们也纹丝不动。当然这也跟条件限制有关，扩招不起来，我们每年都为学生的住宿问题头疼不已。但就业压力还是存在的，文科都有压力。

　　《南风窗》：大学生就业难，是不是像温总理说的那样，需要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呢？南大一直强调精英教育，这是不是有问题？

　　陈骏：这个跟转变观念不矛盾。我们就是培养精英，但精英也要到艰苦的环境去，到基层去啊。假如你想成为一名政治家，我鼓励你去当大学生村官，从基层去锻炼，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家。我们调查发现，南大的毕业生基本集中在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深圳，然后才会考虑苏南发达城市如苏州、无锡，这种观念确实是要改变。

　　现在的大学生就业和计划经济时代不同，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毕业找的是“最后一份工作”而现在找的是“第一份工作”，第一份工作不等于“终身岗位”，基层的环境更能锻炼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对于他们今后的发展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作为校长，我十分鼓励南大的学生到基层农村就业。2009年，我们共组织325名毕业生报名参与“大学生村官”选拔，有161人参加了大学生村官的笔试考核，有20人报名参与国家“西部计划”。

　　《南风窗》：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去，薪水很低，如果没有理想主义在背后推动，他们会去吗？

　　陈骏：我们承认，现在学生变得更现实了，但南大人历史上就是有一个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一代一代的学子继承下来了，其实就是传承问题，“嚼得菜根，做得大事”，这一直是南大人的精神。

　　坦露治校方略

　　《南风窗》：有人提出要对高校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因应高校行政化这个问题，有的呼吁扩权学校董事会，弱化高校行政团队的权力，这是不是改革的大方向？

　　陈骏：我们校董会1998年就成立了，但从我内心的想法，作为一个大学校长，首先要形成一个目标管理，或者叫概念管理。一个学校希望达到什么目标，朝什么方向走，让所有师生员工清楚。第二步是理念管理，办学理念，从上到下清楚。第三步是文化管理，有什么样的传统文化，要打造什么样的新文化，用文化创造凝聚力、激情与理想。最后阶段才来做制度管理。体制改革应该放到最后，其他都成熟了以后再来改变它。它是上层建筑。我希望走从下到上的改革模式。我们现在还早呢，目前还在第一和第二个阶段，理念现在还没把它弄得很清楚，下一步要集中智慧，把很多理念搞清楚，形成共识，

　　除了大楼和大师以外，这四个软实力，是一所大学战略管理的起点和竞争力所在。这四个东西还在我心里想着，还没来得及跟我的同事交流过。可以这样理解，理念创造文化，文化创造制度，制度创造生产力，循序渐进。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从上到下进行目标管理，即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南风窗》：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陈校长论述治校方略，真的是第一次吧？(陈骏问陪同采访的同事，你们是第一次听到吧？左右答是。)看来把握住当校长的感觉了。

　　陈骏：真的吗？(哈哈大笑)

　　《南风窗》：陈校长怎样觉得更快乐，是拥有管理一校的权力，还是带领南大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陈骏：我最快乐的事是，我的想法得到了我的同事们的认同，然后大家合力一起去干。我提出一个想法，同志们都支持，党政一致，一起去做，这开心！我们完全是一个共同负责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育部也要求我们进行公开民主管理，每年年底要让师生对党政领导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像新教改方案的制定，学生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感觉，要想把事情办成，还是要相信同事，依靠同事。相信大家，依靠大家。这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