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透视“非正常息访”之乱
编者按:
随着改革深入推进、社会加速转型,由企业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涉法涉诉等引发的矛盾冲突呈高发态势,相伴而来的信访问题令基层干部十分头疼。
面对难题,有些地方的信访工作跑偏走样,五花八门的“非正常息访”不断涌现,尤其是“花钱买稳定”成了较为普遍的选择。特别是在敏感时期,人盯人、陪吃喝、塞“红包”、免费旅游……用在上访户身上的手段可谓花样翻新;软的不好使,就来硬的,进行截访,或办“学习班”限制自由,等等。据有关人士透露,现行信访体制下各级政府对信访的人力、财力投入是一个无底洞。然而,令人不愿看到的是,在一些地方,花了钱并没有买来稳定,反而引发了新的或者更为频繁的上访。“非正常息访”症结何在?如何破解?对此,半月谈记者展开了深入调查。
《半月谈》:变了味的“息访”
本刊记者 周伟 李钧德 范春生
人盯人、陪吃喝、“学习班”
采访中,中部某省一名乡党委书记向记者诉苦,每逢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等敏感时期,就是基层干部最劳累、压力最大的时候。按上级要求,每个乡镇都有截访任务,哪个乡镇有老上访户,那里的领导就异常紧张。他们往往安排干部“包干”,采取人盯人战术,几个干部包一个上访户,不让其越级上访。
记者在某县信访局采访,看到一份总结材料上说,北京奥运会前夕,一名老上访户提出要到省城儿子家中静养一段时间。当地镇党委、政府经研究,同意其要求,派出了以镇人武部长为组长的4人监控小组到省城对其实行24小时监控。其间,这名上访户的儿子到省公安厅反映,因其父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已送至医院进行治疗,强烈要求镇里的监控小组取消监控,同时保证最近不会上访。监控小组核实后,改全面监控为外围监控,但没想到这名上访户还是去了北京。
有的地方事先已预感到“盯人”并不保险,万一让上访户偷偷跑了,麻烦可就大了。一名县信访局局长透露,无奈之下,信访干部干脆请上访户住进宾馆,好吃好喝好招待。
前几年,在河南省平顶山市,一些人员上访要求医治职业病、提高待遇。因缺乏政策依据,当地党委、政府无能为力。每逢信访敏感期,为了维稳,上级就会要求上访人所在的村或工作单位,实行人盯人。不少村干部无奈之下,只好顿顿请那些要到北京或郑州上访的人喝酒,直到喝醉为止。
一名镇党委书记说,几年前,他所在的镇为了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推出了“群众办事张嘴、干部服务跑腿”的新举措,受到老百姓好评。几年下来,干群关系融洽了,越级上访和非正常上访减少了。但镇党委书记却有了难言之隐。他说,正因为上访少,反而让上级一些领导觉得我们这里好像没干好工作。
另外,敏感时期,有的地方就采取给上访户办“法制培训班”的办法,把他们集中到某一个地点(以宾馆居多),学习有关信访的法律法规。培训班对“学员”(上访户)管吃管住,就是不能随便出去。在此期间,上访户衣食无忧,睡觉、聊天都可以,就是不允许上访。敏感期一过,培训班也就寿终正寝了。
送旅游、派公安、坐飞机
豫北某县一名干部介绍他们减少上访量的办法是,每逢敏感时期,就把那些可能上访的群众集中起来,让相关部门人员带着到外地旅游,从而避免他们往北京和省会城市跑。总之一句话,只要不去上访,干啥都行。
“我们最怕接到上级电话,说辖区内有人越级上访了。”基层一些干部向记者反映,每到这个时候,相关部门得马上派人赶到上访地点。为了尽快把上访者带回来,一些地方和部门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邹天成(化名)是中部地区某县一名“挂了号”的老上访户,他的经历颇为典型。1998年至2000年,老邹的朋友先后两次向他借款4万元,约定利息按2%计算,后借款人无力偿还,举家藏匿。老邹向县法院起诉。法院判决后因有关部门工作失误、借款人逃跑等原因遭遇执行难,老邹气不过,开始连续上访。
老邹告诉记者:“2003年我开始进京上访。县法院等部门立即派人来接我。为了让我早点回去,县里的人带我去颐和园、天安门等景点玩了一趟。因为我是信佛之人,他们又带我去了趟五台山。当然,这些钱都是他们出的。一趟旅游下来,我也就回去了。”
2004年,老邹又进京上访了。他对记者解释说,截访的人当时承诺解决问题,回来后却不解决,所以我还要上访。这一次,县里对他就没那么客气了。“县里派了警车来北京接我。从北京开车回来,我们在路上住了两个晚上,睡的是旅社的三人间,我在中间,两边是警察,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
2008年10月,老邹带着妻子再次进京上访,反映信访过程中遭遇的不公。结果,“乡里派了6个人、县里派了2个人,还有市里也派了人来北京围追堵截。我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当时我们想去景山公园、北海公园游玩,他们怕夜长梦多,不让我们去,答应让我们坐飞机回家。”
这个县的信访局长说,邹天成是老上访户。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一名县委副书记包案处理,还专门请他吃饭。去年10月,他和老婆去北京,提出旅游费4000元由我们出,还想坐飞机。我们答应给700元,同意坐飞机,这样他才回来。
挂标语、“享低保”、“搞公关”
当前,涉及拆迁、征地等领域的信访案件居高不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的政府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缺乏公正的裁决机制,结果一些矛盾错综交织,上访没完没了。而有的地方和部门总是愿意“掩耳盗铃”,并且把“零上访”作为一项政绩。
今年5月,有网民将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泰九路大街上拆迁部门悬挂的标语拍成照片,发到了互联网上。这些标语除出现“不上访,争当良民好荣光”的字样外,还套用“八荣八耻”样式,比如“以通情达理为荣,以胡搅蛮缠为耻”、“以合法补偿为荣,以漫天要价为耻”、“以签约交房为荣,以上访强拆为耻”等。结果一下子引爆了网络。一些网民认为,正常上访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是表达民意的重要渠道。拆迁事关每一户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如果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走上信访之路,这本无可厚非,与孰光荣、孰可耻这样的道德问题没有关联。政府部门要做的,就是进行客观公正地裁决、协调,维护好有关拆迁各方的合法权益。
“中央政策地方变,在权有位瞎胡干,到了省市告不了,受害才把中央找。”这是辽宁省新民市周坨子乡安坨子村30年上访户崔德忠创作的“反腐歌谣”中的一首,形象地描述了当前一部分上访群众眼中的信访现状。
因为“大儿子当兵政策没落实”、“三儿子被怀疑偷窃遭派出所殴打”等4件事,崔德忠从1979年就开始上访,其间,经历了周坨子乡12任党委书记,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上访专业户”。今年4月,他因又打算进京上访,被乡派出所发文告诫。因长期上访频繁接触各级领导干部,又身处基层,崔德忠对目前存在的“花钱买稳定”有着自己的看法。5月24日,正在省城沈阳上访的崔德忠告诉记者:“花钱是买不来稳定的,只有‘真理’才能换来稳定,我们党讲究实事求是,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上访人的合理诉求,才能彻底息诉罢访。”
他还以自身30年的上访经历以及耳闻目睹现身说法:“花钱买稳定”虽然不是主流,但这一现象确实存在,自己也因此受过益。就在4月份,崔德忠被告诫不能去北京的非信访场所上访后,新民市公安局、周坨子乡派出所的领导还亲自登门,送上1袋米、1袋面、2桶油和7斤半香蕉。此前,全家三口还享受了“低保”待遇。不过对于这些,崔德忠并不买账。“我不认可政府这种做法,我之所以不放弃上访,就是想讨个说法,就是想一下子把问题全部解决,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挤牙膏’。”崔德忠最后这样愤愤地对记者说。
更有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豫北一名干部告诉记者,有一次,几个上访户在一块吃饭交流上访经验,吃完饭不想埋单,就打电话给当地政府的一名领导,让他来结账。他们威胁说,如果不结,马上就去北京上访,到时候让你们去北京接访,挨上级批评不说,花的钱比吃几顿饭都多。这名领导无可奈何,只好结账了事。
此外,为了不让上级信访机关给当地信访群众登记,或者从记录中撤销上访登记,不将其列入统计、通报的范围,一些基层党委、政府不惜动用大量财政资金进行“公关”。这就是俗称的“销号”、“销账”。河南省某县政法委书记就坦陈,2007年1月至3月,该县实际发生赴京上访25起65人,进入登记的只有1起。而这是要花钱请客送礼,甚至贿赂信访工作人员才能做到的。
通观林林总总的“非正常息访”现象,看起来是为了解决问题,实际上却在不断制造新的矛盾;看起来是重视信访,实际上却在糊弄上级、捞取政绩。钱花得再多,这样的稳定不过是昙花一现。事实上,掩盖问题比问题本身更可怕。长此以往,社会矛盾越积越多,不仅极大地损害法制权威、干群关系、政府公信力,还有可能在不断酝酿发酵中,演变成为群体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