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当天讲座主讲人为江苏省宿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副主任、苏州创元集团总经济师，专题演讲宿迁经济开发区的招商经验。宿迁眼下正成为昆明的学习榜样。一位接近宿迁市政府的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宿迁的干部经常会到昆明去讲学。

　　“打瞌睡官员辞职事件”，被一位当地官员解读为仇和整饬吏治的第一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则认为这是仇和在向昆明官员“立威”。“杀鸡儆猴”的真实目的在于，提醒昆明党政官员把注意力集中在招商、城建，创立全国卫生城、山水园林城市这些目标上来。

　　后来，仇和针对这一质疑曾表示，他当众批评这位副局长后，并没有进一步的“指示”和“授意”。他还说，“今后我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

　　这是仇和给昆明官场带来的最初震动。一系列曾经激起宿迁公务员强烈反应的措施，正陆续被搬到昆明实施。

　　先是在中共昆明市委机关报《昆明日报》上，公布了各级领导的工作电话和手机号码，惹得市民争相抢购，但一些官员也对此颇有微辞，认为侵犯了隐私。随后，仇和又规定每月20日为市长接待日。在去年3月的第一个市长接待日，2000多位昆明居民拥在市政府的门前，有的市民甚至在头天夜里就开始排队。

　　忙碌的不仅仅是昆明市市长张祖林。仇和要求的雷厉风行办事的作风，给昆明官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昆明市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繁忙和压力。

　　昆明市政府的下班时间被延长。一位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说，以前下午4点之前，一般文件收交工作就停止了，现在习惯了当日事当日毕，文件随时接随时送。随着审批手续减少，迫使公务员提高效率；昆明市商务局的一个公务员说经常一天十几个会，大家轮着去开。而在一些市直机关，由于本身人员过少，又有人被抽调去招商，工作量成了平时的几倍。

　　仇和旺盛的精力，也给昆明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昆明市市长张祖林曾对媒体说，仇和每天起码工作有十一二个小时。曾经随同仇和调研的昆明市工商联秘书长何竞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仇和白天调研，晚上开会，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困得忍不住打哈欠了，他还不累。

　　走路快了，压力大了，加班多了，相当多干部都有相似的感受，甚至有干部说，以前嫌官小，现在嫌官大，官越大越辛苦，责任也越大。

　　2008年3月制定的《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令当地官员备感压力。

　　昆明市五华区的4个石灰岩矿，因为没有按照预定工期开工，昆明市国土资源局分管副局长和五华区原分管此工作的副区长均被通报批评；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局长则由于对昆明市委、市政府就多次要求市园林绿化局购置洒水车、建立园林绿化旱季浇灌长效机制的要求置若罔闻，也被处以停职检查的处分。

　　截至今年4月，已经有17名官员，因行政不作为、“慢作为”，依《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行政问责。官员的忧患意识明显增强。

　　今年5月，仇和决定面向国内外招聘40名经济学博士担任副处级官员。这些官员将挂职担任该市下辖各县(市)区党委常委、政府副县长，开发区主任助理，以及部分市属部门副职等副县级官员。据记者了解，截至6月中旬，已有百名国内经济学博士前来应聘，目前尚未公布遴选结果。此前，仇和曾表示“要多换思想少换人，但不换思想就换人。阻力不是来自百姓，而是来自领导干部”。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熊思远对《中国新闻周刊》称，一些当地处级干部向他表达了这样的担忧，这些经济学博士到岗之后，他们是否会被“腾笼换鸟”。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会学家杨福泉认为，仇和推出的“昆明新政”最让民众感到新鲜的，就是打破了政府行政办事一成不变的常规，其核心是拉近了政府和老百姓的距离，这些措施“让百姓高兴，让一些官员害怕”。                        ★

　　仇和模式争议未了

　　“评价仇和不应该从概念和价值观念入手，而应该正视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的现实”

　　本刊记者/周政华 (发自云南昆明、北京)

　　赞之者，称他为青天；批评者，指其为酷吏。

　　自仇和1996年担任江苏沭阳县委书记以来，外界对他的评价就一直呈现严重两极分化。而关于仇和模式最为精辟的概括，莫过于他本人的自白：“用不民主推进民主，用人治来推进法治。”

　　人治与不民主，法治与民主——这两组水火不容的理念，被仇和签上手段和目的的标签后，就成为他近20年的施政主轴，同时也构成了外界评论的争辩焦点。

　　一向对仇和的“铁腕强权”持反对意见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在2008年和2009年两度造访昆明之后，仍然表达了他对仇和模式的担忧。

　　“他在昆明完全是蛮干。”姚洋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我送的那两本书，他要么没看，要么看了不赞同。”这两本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和《国家的视角》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政府违背民意的规划对于城市是一场灾难。

　　2008年，姚洋获悉仇和调任昆明后，就表示“滇池可能要完蛋了”。之后，他应仇和之邀，访问昆明。对于滇池治污，姚洋对仇和推行的源头治理思路表示肯定。但对于仇和力推的政府招商和城中村重建，这位北大学者仍然坚决反对。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高恒研究员认为，不管仇和的动机和效果如何，他的言行本质上属于专制主义范畴。

　　对于仇和模式的批评，更为根本的担心则在于，它对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向的影响。高恒认为，人治、专制、“民可使由之”的英雄史观，不应该成为执政党的思维，任何改革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进行，依靠建立制度和长效机制解决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这是最优选择，也是我们体制变革的终极目标。

　　一些着眼“国情特殊”、强调实用的观点，则对于仇和人治手段表示理解。

　　被“仇和人格魅力打动”的新华社江苏分社副总编辑包永辉，在其作品《仇和：政道十年》一书的序言中就写到，希望读者从“转型中国的宿迁实验”角度解读仇和。包永辉认为，反对者往往忽略了仇和在党内民主层面的实验，从而忽略了他对转型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价值。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认为，评价仇和不应该从概念和价值观念入手，而应该正视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的现实。

　　这个现实是，不可能等到一个地区的民主、法治条件完善成熟后再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政治家要干成点事，必须做“官场中的恶人”，必然要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徐湘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相对于许多不作为的官员，仇和积极进取的精神、雷厉风行的作风值得肯定。但他同时认为，仇和在宿迁所采取的改革措施，照搬到昆明，可能会水土不服。“毕竟宿迁是个苏北小城，而昆明是省会”，徐湘林说，管理大城市就应该着眼于依靠现代行政体系和专业技术官员。

　　当代中国研究所政治室博士李正华认为，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敢想敢干敢于负责的领导干部，需要勇于创新、勇于开拓的领导干部，但并不能因此为“仇和现象”大唱赞歌。因为，无论“仇和”们多么高明和富有远见卓识，一个人的智慧和多数人的智慧相比，总是有局限的，专制独断的办法作用是有限的。这样的教训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