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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仇和时代县委书记解读:官员行事高调风险太大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15日17:50  新民周刊

  “后仇和时代”的县委书记们既有一个仇和榜样,又希望能够走出仇和的影子,他们要做自己,不要做“第二个仇和”。

  撰稿·卞 宁(记者)

  “过高的利息让借贷人不堪重负,逼败了企业,逼垮了家庭,逼毁了个人。”

  “做广告不是发达地区的专利。”

  “代表睢宁县人民,向杨师傅表达歉意。”

  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是躲在这些话后面的人。在睢宁县内,尽管高利贷问题搅得人心惶惶,王天琦在民众中的威信不减。在睢宁县外,“进京做广告”和“西湖边道歉”让默默无闻的睢宁抢到了新闻眼,幕后的策划人也正是睢宁县“一把手”王天琦。由于王天琦的原则上不接受县外媒体正式采访,国内主流媒体对其的报道少之又少,他说自己无意成为话题。

  41岁,电视台播音员出身,一口标准的播音腔和儿化音,南京大学EMBA,仪表一丝不苟。这些标签构成了王天琦一个“洋派”县委书记的表面。

  一系列勤于吏治的措施,敢于出位的宣传是王天琦“洋派”的内里。

  目前看来,“洋派”书记得到了睢宁干部群众的广泛认同。睢宁县城里随便找一个人,就能在他的手机找到县委书记的手机号码。

  睢宁与宿迁市相邻,睢宁人一直很羡慕邻近的沭阳县近些年来的发展,本来不如自己的地方现在发展上去了。上世纪最后四年,主政沭阳的正是后来名声大震的“酷吏”仇和。睢宁人中,仇和的“粉丝”一直很多,他们希望睢宁也能出一个仇和这样的强人,现在,他们看好王天琦。

  “在睢宁历任书记中,我最佩服王书记。”一位睢宁官员在私下聊天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至于理由,是人格魅力和感召力,能服人,能带人干事。

  很难说,与仇和治理过的地方相邻是幸福还是苦恼;很难说,在仇和之后做县委书记是什么滋味。因为仇和塑造了一个得到主流认同的成功“县委书记”形象,仇和当年的一些措施现在广被效仿。

  “后仇和时代”的县委书记们既有一个仇和榜样,又希望能够走出仇和的影子,他们要做自己,不要做“第二个仇和”。

  王天琦亦是如此。

  禁酒令、公布领导干部手机号码、全力招商……这些都是仇和做过的。

  但是,今天的社会形态已经与10年前仇和在沭阳县委书记任上时大为不同。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后仇和时代”县委书记们更个性化的施政。

  比如,悬疑形象广告。两会期间,睢宁的广告出现在北京报摊上。与“美女+美景”传统地方形象广告不同,睢宁的广告设计得颇为精妙——整版广告中视觉中心是田字格中的“睢”字,让读者有奖竞答其读音。第二天继续悬疑,第三天才揭示谜底,告诉人们睢宁是江苏的一个县。此前,这个广告已出现在温州、台州、福州等民营经济发达地区。

  如果说,形象广告是一次主动出击的正面宣传的话,“西湖边道歉”则是一次反应迅捷的危机公关。3月20日,杭州报纸报道西湖保安被来自睢宁的野导游打伤,并说睢宁的野导游在杭州成帮成派。当晚,睢宁派出了县委副书记带队的工作组连夜赶往杭州,向被打保安道歉并协助杭州打击野导游。

  再比如,在西祠胡同网络社区,睢宁的好几个论坛人气都很旺,这种火爆在县域论坛中很罕见。睢宁每个部门都有网络发言人,解答群众的举报,王天琦自己也在睢宁的论坛实名与网民交流。

  还比如,“我们需要,迫切需要一个自信向善的未来”,这样与官场语境格格不入的“文艺腔”的句子,可以出现在县委书记的讲话稿和文章中。

  睢宁民风豪爽,既有小农式的明哲保身,又有彪悍的“秋菊精神”,徐州地区有“睢人好讼”的说法。有人说,在睢宁要毁掉一个干部很简单,那就是放出风来“他要提拔”!然后各种来信蜂拥而至就会把这人毁掉。

  王天琦的选择是,改变睢宁,从治官风、治民风入手。

  在《新民周刊》的一再请求下,3月26日晚,在接待完外地客商后,王天琦破例与记者进行了一次长谈。会谈的最后,王天琦解释了自己县内高调县外低调的理由:“我现在没有成为话题的欲望,但是我有强烈的干事的欲望。一旦成为话题,老弟你要说我好,另外一个人一定要说我坏,不然不能说明他有水平啊,在你们的PK当中我就成为受害者了。”

  会谈结束后已是临近夜里11点,王天琦还要去处理两个经济案件,他带着秘书站在招待所门口,保持着告别的手势,一直目送记者的车离开视线。

  一开始我们就没打算讨领导欢心

  《新民周刊》:今天招商情况怎么样?

  王天琦:今年招商难度比去年大,但总体效果还不错。

  《新民周刊》:像睢宁这样一个农业县,我们集中在哪个领域招商?

  王天琦:我们在招商的时候绝不会把自己定义为农业县,不然的话就没法招商了。我们就是工业化初级阶段的这样一个县,招商主要还是瞄准自己的主导产业去招,这样成功率高。但除此之外,有什么我们弄什么。但有两个底线大家要把握住,一个,严重污染无法治理的不招,第二个,以牺牲后人利益为代价的,我们也不招。比如有的项目来了后,十年、十五年、二十年都没有回报,纯粹是面子,我们就不要。

  《新民周刊》:回报是指财政收入,税收?

  王天琦:是啊,总要有回报的。有的项目用地很大,用工很少,而且还提非常苛刻的要求,对不起,这样的项目不要来了。你要弄清楚招商的目的是什么,要有回报。

  《新民周刊》:最近您是新闻人物,睢宁的新闻很多。我来了几天,接触了各式各样的睢宁人,他们对你的评价很高,这在“县官”中还很少见。

  王天琦:这说明睢宁人民很可爱。(笑)

  《新民周刊》:睢宁招商的优势是什么?

  王天琦:第一是土地,第二是人。地多,我们有容纳项目的空间。人多,我们有充足的劳动力,另外人员素质相对还比较高。这是我们的优势,除此之外,你说交通优势,在中国交通优势已经不是优势了,没有交通优势的地方肯定有旅游优势。

  一开始我们宣传的时候也打过一个宣传语是“历史悠久”。后来我就说,这些都是废话,你说中国还有历史不悠久的地方?不要讲这些。

  本来呢,我从不接受县外媒体的采访。老弟,说句实话,我没准备见你。但是你来睢宁好几天了,有什么问题就问吧。

  《新民周刊》:为什么会选择《新京报》做广告?

  王天琦:我们在做广告之前,每个地方都做了深入的调查。我们在北京调查时,特别加了一条,北京的白领主要是看什么报纸,答案是《新京报》。国企,还有负责经济决策的人他们主要重视什么报纸,最后讲还是《经济日报》。我们就想到底做哪个,只做一个怕有遗漏,最后下决心,两个报纸我们都做。

  开始也有顾虑,人家会不会觉得是在两会期间,故意让领导高兴,讨领导欢心。后来我们在一起分析也讲,你要是讨领导欢心也应该是做《人民日报》啊。一开始我们就没打讨领导欢心的主意,确实,做这个广告就不是为了政治上的考虑,纯粹是招商的形象广告。

  《新民周刊》:全国做广告,以及向杭州道歉,这是很罕见的政府层面的危机公关。两件事的决策是相关的吧?

  王天琦:杭州有些媒体认为,我是个做媒体的高手。其实,他们是站在他们的角度来分析的,完全是不客观的。

  《新民周刊》:可是你确实是媒体出身啊。

  王天琦:我搞媒体时间很短,而且那个年代的媒体也不是现在这样子。

  从本质上讲,倒不是为了危机公关,主要是抱着负责任的态度,你没什么可以选择。这也是我们做广告的一个副产品。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做广告,睢宁也出名了,所以有的朋友一看到就给我打电话发信息,我一看,杭州媒体的报道里面有一段说,睢宁县前段时间刚刚做了广告,等等。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引起重视,下一步,你还是按照负责任的态度去对待它,那么下面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它成为了又一次效果很好的宣传,那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新民周刊》:这轮形象宣传下来,对招商的实质效果呢?

  王天琦:对于企业家来讲,你的知名度只是媒介。能不能招商引资成功,取决于利益。不会说你有一次招商引资宣传,人家就马上投怀送抱,这不现实。对于企业家来讲,他还要考虑到你这个地方投资有什么回报,广告只是一个敲门砖。以前他不知道睢宁是个什么地方,你要给他费尽口舌给他介绍睢宁在哪里,睢宁有什么资源。现在我们再和客商沟通的话,很快进入实质话题,但真正要成功招商引资的话,第一个,要给投资者回报;第二个,要有一个良好的政务环境,要给投资者安全感。

  你说我刻意去学习仇和,没有

  《新民周刊》:公布手机号码的做法有没有受到仇和的影响?这里离宿迁很近。

  王天琦:每个人都要问我这个问题,我很苦恼。(笑)

  我对仇和很敬佩,这不是客套话,是真话。我很敬佩他那种气质和精神。从气质和精神的角度讲,他是我的一个榜样。我在睢宁县的工作也得到过仇和的具体帮助。睢宁的工业园区,在他的关心下,10天内,所有的手续全都搞定了,正常情况下至少半年,我很感激他对我们睢宁发展的帮助(注:仇和时任江苏省副省长)。他的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另一方面,我从没有研究过仇和的施政风格,也没有研究过他的施政措施,都没有。我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基于我的个性和我对事物的判断。怎么讲呢,不仅仅是他,我就没有刻意模仿过任何人。你看我的讲话稿,你看我像模仿别人的人吗?当然仇和有很多值得我借鉴的东西,但你说我刻意去学习他,没有。

  而且仇和同志做县委书记离现在也比较远啦,除非你是一个专门研究的人,否则你想借鉴都无从借鉴起。我们做的很多事,比如说机关作风、县委常委会直播、经济工作会议制造话题、在网络上掌控话语权,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风格。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课题是什么呢——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的改革,这点应该来讲,据我了解,在全国做的地方也不是很多。

  《新民周刊》:是指去掉官话套话,改变官场语境?

  王天琦:改变官风、改变会风、改变行为方式。

  《新民周刊》:现在见效了么?

  王天琦:新闻机构总是喜欢这样问我,某件事是不是见效了。就像问这个药有效果吗?你说有效果,那我感觉到舒服了,可能有效果。你说哪个点、哪个部位炎症消失了,恐怕还不好评估。但是有一点,现在县委县政府只要一声令下,可以做到一呼百应,这是最大的效果。第二点,我们的老百姓现在不会像以前那样,满天去发告状信,到处网站上都有我们负面的消息,他现在遇到事情都给我发信息,都到县里的几个重要网站去发帖子,说明他信任你,追随你,这是最大的效果。

  至于说其他的效果,再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大概在20天时间里拆迁了500户,没有1户上访,这是非常大的效果。

  《新民周刊》:这是因为拆迁文明,拆迁补偿高,还是出于对政府的信任?

  王天琦:这个是一言难尽,说拆迁文明,从形态上讲,把一个东西拆掉,本身能叫文明?但是从行为和语言上讲,我们现在和老百姓没有冲突。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拆迁政策更合理了。更合理本身也是社会的进步,决策的进步,决策者能够更多地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和建议。能够更多地考虑老百姓的利益,这本身就是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肯定是和老百姓互动的结果。

  第二个,你现在去搞拆迁,老百姓愿意接受,说明他对你干部信任,他不对立了。以前总是想,你干部搞拆迁,是不是又有什么黑幕啊,是不是又想达到什么特定的目的啊,是不是又和开发商搅和到一起啦?他现在和你配合本身就说明他信任你,这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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