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仇和时代县委书记解读:官员行事高调风险太大
“后仇和时代”的县委书记们既有一个仇和榜样，又希望能够走出仇和的影子，他们要做自己，不要做“第二个仇和”。
撰稿·卞 宁(记者)
“过高的利息让借贷人不堪重负，逼败了企业，逼垮了家庭，逼毁了个人。”
“做广告不是发达地区的专利。”
“代表睢宁县人民，向杨师傅表达歉意。”
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是躲在这些话后面的人。在睢宁县内，尽管高利贷问题搅得人心惶惶，王天琦在民众中的威信不减。在睢宁县外，“进京做广告”和“西湖边道歉”让默默无闻的睢宁抢到了新闻眼，幕后的策划人也正是睢宁县“一把手”王天琦。由于王天琦的原则上不接受县外媒体正式采访，国内主流媒体对其的报道少之又少，他说自己无意成为话题。
41岁，电视台播音员出身，一口标准的播音腔和儿化音，南京大学EMBA，仪表一丝不苟。这些标签构成了王天琦一个“洋派”县委书记的表面。
一系列勤于吏治的措施，敢于出位的宣传是王天琦“洋派”的内里。
目前看来，“洋派”书记得到了睢宁干部群众的广泛认同。睢宁县城里随便找一个人，就能在他的手机找到县委书记的手机号码。
睢宁与宿迁市相邻，睢宁人一直很羡慕邻近的沭阳县近些年来的发展，本来不如自己的地方现在发展上去了。上世纪最后四年，主政沭阳的正是后来名声大震的“酷吏”仇和。睢宁人中，仇和的“粉丝”一直很多，他们希望睢宁也能出一个仇和这样的强人，现在，他们看好王天琦。
“在睢宁历任书记中，我最佩服王书记。”一位睢宁官员在私下聊天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至于理由，是人格魅力和感召力，能服人，能带人干事。
很难说，与仇和治理过的地方相邻是幸福还是苦恼；很难说，在仇和之后做县委书记是什么滋味。因为仇和塑造了一个得到主流认同的成功“县委书记”形象，仇和当年的一些措施现在广被效仿。
“后仇和时代”的县委书记们既有一个仇和榜样，又希望能够走出仇和的影子，他们要做自己，不要做“第二个仇和”。
王天琦亦是如此。
禁酒令、公布领导干部手机号码、全力招商……这些都是仇和做过的。
但是，今天的社会形态已经与10年前仇和在沭阳县委书记任上时大为不同。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后仇和时代”县委书记们更个性化的施政。
比如，悬疑形象广告。两会期间，睢宁的广告出现在北京报摊上。与“美女+美景”传统地方形象广告不同，睢宁的广告设计得颇为精妙——整版广告中视觉中心是田字格中的“睢”字，让读者有奖竞答其读音。第二天继续悬疑，第三天才揭示谜底，告诉人们睢宁是江苏的一个县。此前，这个广告已出现在温州、台州、福州等民营经济发达地区。
如果说，形象广告是一次主动出击的正面宣传的话，“西湖边道歉”则是一次反应迅捷的危机公关。3月20日，杭州报纸报道西湖保安被来自睢宁的野导游打伤，并说睢宁的野导游在杭州成帮成派。当晚，睢宁派出了县委副书记带队的工作组连夜赶往杭州，向被打保安道歉并协助杭州打击野导游。
再比如，在西祠胡同网络社区，睢宁的好几个论坛人气都很旺，这种火爆在县域论坛中很罕见。睢宁每个部门都有网络发言人，解答群众的举报，王天琦自己也在睢宁的论坛实名与网民交流。
还比如，“我们需要，迫切需要一个自信向善的未来”，这样与官场语境格格不入的“文艺腔”的句子，可以出现在县委书记的讲话稿和文章中。
睢宁民风豪爽，既有小农式的明哲保身，又有彪悍的“秋菊精神”，徐州地区有“睢人好讼”的说法。有人说，在睢宁要毁掉一个干部很简单，那就是放出风来“他要提拔”！然后各种来信蜂拥而至就会把这人毁掉。
王天琦的选择是，改变睢宁，从治官风、治民风入手。
在《新民周刊》的一再请求下，3月26日晚，在接待完外地客商后，王天琦破例与记者进行了一次长谈。会谈的最后，王天琦解释了自己县内高调县外低调的理由：“我现在没有成为话题的欲望，但是我有强烈的干事的欲望。一旦成为话题，老弟你要说我好，另外一个人一定要说我坏，不然不能说明他有水平啊，在你们的PK当中我就成为受害者了。”
会谈结束后已是临近夜里11点，王天琦还要去处理两个经济案件，他带着秘书站在招待所门口，保持着告别的手势，一直目送记者的车离开视线。
一开始我们就没打算讨领导欢心
《新民周刊》：今天招商情况怎么样？
王天琦：今年招商难度比去年大，但总体效果还不错。
《新民周刊》：像睢宁这样一个农业县，我们集中在哪个领域招商？
王天琦：我们在招商的时候绝不会把自己定义为农业县，不然的话就没法招商了。我们就是工业化初级阶段的这样一个县，招商主要还是瞄准自己的主导产业去招，这样成功率高。但除此之外，有什么我们弄什么。但有两个底线大家要把握住，一个，严重污染无法治理的不招，第二个，以牺牲后人利益为代价的，我们也不招。比如有的项目来了后，十年、十五年、二十年都没有回报，纯粹是面子，我们就不要。
《新民周刊》：回报是指财政收入，税收？
王天琦：是啊，总要有回报的。有的项目用地很大，用工很少，而且还提非常苛刻的要求，对不起，这样的项目不要来了。你要弄清楚招商的目的是什么，要有回报。
《新民周刊》：最近您是新闻人物，睢宁的新闻很多。我来了几天，接触了各式各样的睢宁人，他们对你的评价很高，这在“县官”中还很少见。
王天琦：这说明睢宁人民很可爱。(笑)
《新民周刊》：睢宁招商的优势是什么？
王天琦：第一是土地，第二是人。地多，我们有容纳项目的空间。人多，我们有充足的劳动力，另外人员素质相对还比较高。这是我们的优势，除此之外，你说交通优势，在中国交通优势已经不是优势了，没有交通优势的地方肯定有旅游优势。
一开始我们宣传的时候也打过一个宣传语是“历史悠久”。后来我就说，这些都是废话，你说中国还有历史不悠久的地方？不要讲这些。
本来呢，我从不接受县外媒体的采访。老弟，说句实话，我没准备见你。但是你来睢宁好几天了，有什么问题就问吧。
《新民周刊》：为什么会选择《新京报》做广告？
王天琦：我们在做广告之前，每个地方都做了深入的调查。我们在北京调查时，特别加了一条，北京的白领主要是看什么报纸，答案是《新京报》。国企，还有负责经济决策的人他们主要重视什么报纸，最后讲还是《经济日报》。我们就想到底做哪个，只做一个怕有遗漏，最后下决心，两个报纸我们都做。
开始也有顾虑，人家会不会觉得是在两会期间，故意让领导高兴，讨领导欢心。后来我们在一起分析也讲，你要是讨领导欢心也应该是做《人民日报》啊。一开始我们就没打讨领导欢心的主意，确实，做这个广告就不是为了政治上的考虑，纯粹是招商的形象广告。
《新民周刊》：全国做广告，以及向杭州道歉，这是很罕见的政府层面的危机公关。两件事的决策是相关的吧？
王天琦：杭州有些媒体认为，我是个做媒体的高手。其实，他们是站在他们的角度来分析的，完全是不客观的。
《新民周刊》：可是你确实是媒体出身啊。
王天琦：我搞媒体时间很短，而且那个年代的媒体也不是现在这样子。
从本质上讲，倒不是为了危机公关，主要是抱着负责任的态度，你没什么可以选择。这也是我们做广告的一个副产品。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做广告，睢宁也出名了，所以有的朋友一看到就给我打电话发信息，我一看，杭州媒体的报道里面有一段说，睢宁县前段时间刚刚做了广告，等等。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引起重视，下一步，你还是按照负责任的态度去对待它，那么下面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它成为了又一次效果很好的宣传，那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新民周刊》：这轮形象宣传下来，对招商的实质效果呢？
王天琦：对于企业家来讲，你的知名度只是媒介。能不能招商引资成功，取决于利益。不会说你有一次招商引资宣传，人家就马上投怀送抱，这不现实。对于企业家来讲，他还要考虑到你这个地方投资有什么回报，广告只是一个敲门砖。以前他不知道睢宁是个什么地方，你要给他费尽口舌给他介绍睢宁在哪里，睢宁有什么资源。现在我们再和客商沟通的话，很快进入实质话题，但真正要成功招商引资的话，第一个，要给投资者回报；第二个，要有一个良好的政务环境，要给投资者安全感。
你说我刻意去学习仇和，没有
《新民周刊》：公布手机号码的做法有没有受到仇和的影响？这里离宿迁很近。
王天琦：每个人都要问我这个问题，我很苦恼。(笑)
我对仇和很敬佩，这不是客套话，是真话。我很敬佩他那种气质和精神。从气质和精神的角度讲，他是我的一个榜样。我在睢宁县的工作也得到过仇和的具体帮助。睢宁的工业园区，在他的关心下，10天内，所有的手续全都搞定了，正常情况下至少半年，我很感激他对我们睢宁发展的帮助(注：仇和时任江苏省副省长)。他的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另一方面，我从没有研究过仇和的施政风格，也没有研究过他的施政措施，都没有。我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基于我的个性和我对事物的判断。怎么讲呢，不仅仅是他，我就没有刻意模仿过任何人。你看我的讲话稿，你看我像模仿别人的人吗？当然仇和有很多值得我借鉴的东西，但你说我刻意去学习他，没有。
而且仇和同志做县委书记离现在也比较远啦，除非你是一个专门研究的人，否则你想借鉴都无从借鉴起。我们做的很多事，比如说机关作风、县委常委会直播、经济工作会议制造话题、在网络上掌控话语权，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风格。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课题是什么呢——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的改革，这点应该来讲，据我了解，在全国做的地方也不是很多。
《新民周刊》：是指去掉官话套话，改变官场语境？
王天琦：改变官风、改变会风、改变行为方式。
《新民周刊》：现在见效了么？
王天琦：新闻机构总是喜欢这样问我，某件事是不是见效了。就像问这个药有效果吗？你说有效果，那我感觉到舒服了，可能有效果。你说哪个点、哪个部位炎症消失了，恐怕还不好评估。但是有一点，现在县委县政府只要一声令下，可以做到一呼百应，这是最大的效果。第二点，我们的老百姓现在不会像以前那样，满天去发告状信，到处网站上都有我们负面的消息，他现在遇到事情都给我发信息，都到县里的几个重要网站去发帖子，说明他信任你，追随你，这是最大的效果。
至于说其他的效果，再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大概在20天时间里拆迁了500户，没有1户上访，这是非常大的效果。
《新民周刊》：这是因为拆迁文明，拆迁补偿高，还是出于对政府的信任？
王天琦：这个是一言难尽，说拆迁文明，从形态上讲，把一个东西拆掉，本身能叫文明？但是从行为和语言上讲，我们现在和老百姓没有冲突。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拆迁政策更合理了。更合理本身也是社会的进步，决策的进步，决策者能够更多地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和建议。能够更多地考虑老百姓的利益，这本身就是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肯定是和老百姓互动的结果。
第二个，你现在去搞拆迁，老百姓愿意接受，说明他对你干部信任，他不对立了。以前总是想，你干部搞拆迁，是不是又有什么黑幕啊，是不是又想达到什么特定的目的啊，是不是又和开发商搅和到一起啦？他现在和你配合本身就说明他信任你，这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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