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欧阳开平在会见《新民周刊》记者时强调，今后所有有关邓玉娇案的内容，均将统一登载于长江巴东新闻网上，这位彬彬有礼的县政府新闻发言人，即便在言辞上，也审慎有加，不愿对邓玉娇案做任何过多阐释，“邓玉娇案依然还在侦查之中”，他简洁地表示。

　　记者也已经在巴东县政府看到，巴东县政府新闻办公室添置了专人专电值班，负责接听并记录有关邓玉娇案的相关来电，节假日无休。

　　与此同时，巴东警方开始对媒体缄默。巴东县公安局大门值班室干脆称：不再接待记者。

　　2009年5月22日午间，巴东县政法委书记、巴东县公安局局长杨立勇对《新民周刊》记者表示，“由于案件尚在侦查过程中，对于案情不便透露”。记者追问巴东警方如何看待与处理所谓邓玉娇“关键物证”时，杨立勇没有作答，只简短表示，“请相信公安机关”。

　　而此时，网络舆论翻腾的声音，已经是“不相信”。在巴东县政府在反复承诺“公正处理”、“接受监督”之后，仍有诸多有关邓玉娇案的细节受到猛烈质疑。巴东政界也开始对邓玉娇案“噤声”。“事情演变到了这个程度，无论我们说什么，无论我们怎么说，都没有人相信了”，当地一位官员这样称。

　　5月23日凌晨1时37分，由欧阳开平通报的“邓玉娇案”侦办情况见诸长江巴东网，通报称，“目前邓玉娇母亲张树梅已声明与受委托律师解除委托关系。原因是受委托律师未履行好职责，没有对委托人提供实质上的法律帮助，偏离了委托的方向”。记者获悉，在更早的时间，恩施州各大媒体已经在等待这份通告。

　　而委托人张树梅要解聘律师的消息，为何会由巴东县政府发布？这成为许多人质疑的靶点。此时，张树梅被外界疑为，与政府达成了“某种妥协”。

　　5月23日清晨，邓玉娇的母亲张树梅向《新民周刊》记者证实，已与两名北京律师“解除了委托协议”，她强调自己并未受到政府压力。次日，张树梅再次对《新民周刊》记者称，之所以解聘律师是，“因为他污辱我，泄露了我女儿的隐私，他超越了我给他授予的权限，他没有就案办案”，而之所以该信息要通过政府发布，也是因为，“只有通过他们(政府)，才能将这个消息才告诉大家，是方便一些”。张树梅也称，她“跟政府没有经过一些协调，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而夏霖律师此前公布，邓玉娇内衣物证“足以将强奸罪行固定下来”，该说法迅速被巴东县官方通过其官方网站长江巴东网反击，巴东县政府通告称：经警方找邓玉娇、有关证人进一步调查和现场勘查，证实不存在邓玉娇被强奸的事实。

　　同一天，两夏律师发表声明回应：此案存在“性侵犯”，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强奸(未遂)”，并不是民间俗称的“强奸”。

　　2009年5月25日晚间8时，《新民周刊》记者正在巴东县城采访时，身份已显尴尬的两夏律师告知，他们已经向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公安局提交一份控告书，控告黄德智涉嫌强奸，并要求公安局立案侦查。两夏律师通过一个小型新闻发布会公布的这份控告书，将邓玉娇案的焦点转向黄德智，这个一开始在警方的案情通报中没未过多提及的涉案镇政府官员。

　　而在此前一天，5月24日，张树梅已经与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汪少鹏律师和湖北诚业律师事务所刘钢律师签订委托书，两名律师共同担任“邓玉娇案”在侦查阶段的代理律师。次日，汪少鹏、刘钢两位律师前往巴东县看守所会见了邓玉娇。此消息依然由巴东县政府官网长江巴东网公布。汪少鹏、刘钢两位律师否认了他们是“由政府聘请”的说法。

　　5月24日这一天，邓玉娇的母亲张树梅对《新民周刊》记者表示，这是她最后一次接听媒体来电，“以后再任何打电话，我就不会接了”，这位土家族妇人称，她“头脑很乱，很烦，现在住在一个亲戚家，不在巴东县城，也不在野三关镇”。其后数日，数位同行拨打张树梅的电话，也难以与张树梅联系上，她的行踪，不为外界知晓。

　　同一日，北京的一批学者和律师专为邓玉娇案举行研讨会，公开成立对此案的公民后援团。会议发起人，律师凌沧洲认为，邓玉娇案正成为中国网民走向公民社会的里程碑。

　　邓玉娇案也使妇女权益成为焦点。就在这一天，有5名女子在北京西站附近表示“支持邓玉娇”，一名女子身裹白布，戴着口罩，躺于地面，旁边的几张纸上写道：谁都可能成为邓玉娇。

　　在此时的野三关镇上，居民还并未感受到特别的紧张氛围，“全国有那么多案子，你们怎么都追着这一个？”5月23日，《新民周刊》记者在野三关镇采访时，一些镇上居民甚至好奇地反问。

　　在此期间，美味嘉的俏丽老板娘小心地接待拨拨记者，邓玉娇的部分友人虽谨慎，但并不避讳跟记者提及邓玉娇案。本刊记者入住的野三关镇三大宾馆之一的龙泉宾馆，正常对外营业。

　　一些网友已经找到了深山中邓玉娇外婆秦尚菊的家，热心地表示要捐款。

　　野三关镇政府因邓玉娇案而特别设立了“5·10案联络办公室”，负责专门接待各地纷至沓来的记者以及部分问询群众。5月24日，野三关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凃启东对《新民周刊》记者坦言，案发至今，舆论呈现出的一边倒趋势，也令他们有过反思，“舆论是跟着案情发展走的，之前的通报过程中确实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形成了误导”，他希望关注此事的所有网民与公众，都能客观、公正地看待此案。

　　5月27日，孤岛巴东

　　大约从5月26日开始，巴东县城几乎是全城“严阵以待”。这个时期，其他与邓玉娇案相关人等，均不再露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黄德智、邓中佳的手机均处关机状态。据传黄德智在宜昌的医院进行治疗，但自案发以来，黄德智从未公开露过面，同样没有出现于公众视野的还包括最初警方公布的休息室内的“两名服务员”(法院起诉书称休息室中有“罗某某、王某、袁某等三名服务员”)。

　　5月26日早晨9时，《新民周刊》记者正在黄金水岸宾馆写稿之际，突然接到服务员来电称，“宾馆内部要培训，要求所有客人在上午10时之前全部退房”。此培训来得十分突兀，无奈之下，记者通过114查阅了县城数家宾馆的电话问询，居然发现，这些宾馆全部“客满”。

　　上午10时退房后，记者期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上网的地方写稿，当时心急如焚，拖着行李箱一路寻觅，但一路问询的4家宾馆居然全部声称“客满”。一个半小时以后，在一位日报同行的帮助下，记者得以在她的宾馆房间继续写稿。

　　记者向巴东县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询问，县城是否还有可以上网的宾馆？得到的反馈称，“需要向上级请示”，让记者等待。中午2时多，巴东县委宣传部这位负责人来电称，“你随时可以入住你退房的那家黄金水岸宾馆”。这让人倍感诧异。下午4时多，记者搬去了曾经退房的黄金水岸宾馆，当时雨势正大，在出示了记者证之后，记者得以入住，这时也才发现，黄金水岸宾馆有许多空房间，但门口“客满”的红底黑色大字高挂，引人注目。

　　当天下午，《财经》记者朱弢意外地发现巴东县城所有的宾馆均“客满”，他在雨中折腾了两个钟头，身上全湿，跑遍了整个县城，居然无法找到一个落脚之地。他听说的是，“城内所有的宾馆皆被人整体包下”。我们取得联系后，用同样的办法，在出示记者证后，他也住进了黄金水岸宾馆。而黄金水岸宾馆，当时已有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负责值勤，一辆警车，连续多日停在宾馆楼下。

　　后来，在巴东县城中的大小宾馆，记者都同样能看到如此红底黑字的“客满”告示，而进到那些没有悬挂大字的宾馆问询，也都会得到“客满了”的答复。

　　此时已经能够感觉到，巴东县城已经弥漫紧张氛围。记者了解到，5月27日午时，从宜昌到巴东的交通工具快艇突然被叫停，禁入禁出政策开始实行。水路是出入巴东县城最为便捷的一条路径，从宜昌、三峡大坝到巴东，乘坐快艇，走水路，大约一个半小时。据巴东港口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接到上面的命令，从当天中午12时开始，所有来往的快艇都不经停巴东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