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重塑县政

　　县和中央政府之间没有关系，产生了很多恶果，如果县继续边缘化，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它们治理得如何，关系到民众对国家和中央政权的认同。

　　整理·汪 伟(记者)

　　“邓玉娇案”中最让我们担心的不是一个女孩与官员的对抗，而是更普遍的官与民、钱与民之间的冲突。这个案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钱和官是一体的，而应该由政府保证的公平和正义，有一个艰难的寻求过程。

　　为什么中国有些地方的基层社会竟然会陷入这样的局面？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社会解体，二是县政的衰败。

　　20多年来，中国最醒目的一个现象是社会解体。传统的中国社会，县以下是自治的，由乡村绅士凝聚起一个共同体，有经济、社会和自卫的功能，这种形式持续了几千年，不能说没有效率。1949年以后，这种自然的、自治的共同体被打破了，家族在乡村的影响力被取消了，转而用人民公社这种行政建制的地方共同体来重建共同体。改革开放之后，这个共同体也解体了。解体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人口流动了，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农村的衰败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根据西方的经验，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衰败发生的同时，国家应该花力气来重建共同体。二元体制下的共同体崩溃了，就要用公民来重建共同体。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人口流动，国家保证你只要有公民权，就能得到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各种服务，以及社会上的各种NGO组织提供的帮助。但事实是，这20年来流出农村的农民并没有得到“保护”，政府甚至不容许他们组织起来。我认为，现在的中国的危险在于权力和资本走到了一起，比单纯的资本的力量要大很多，这是一种资本极权主义。在政治极权主义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政府和国民之间有一种隐性契约，只给你很低的工资，但是也要提供给你一套保障和福利制度，虽然这种保障也只是低水平的。但在资本极权主义的情形下，没有任何契约关系。这个社会里，个体都是原子化的、没有组织的，一旦发生冲突，就只能诉诸暴力。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而有些地方县政的衰败更加剧了这种危险。

　　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县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治理单位，1949年以后也不例外。但80年代开始进行干部任免制度改革以来，干部选拔制度从党内任命、下管两级，中组部管到省级和地市级，改成下管一级，基层官员只需要对他上一级的领导负责，不需要对中央政府负责，这样，县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地方治理单位，在政权系统里就被边缘化了，县级官员的行为和中央政府的意图就容易发生冲突。在形容欧洲封建制度的时候，有一句话叫“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现在中国典型地表现出这个现象，县级政权和中央政权失去了直接联系。

　　县和中央政府之间没有关系，产生了很多恶果，如果县继续边缘化，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中国的县很大，比很多小国家的地域还要大。它们治理得如何，关系到民众对国家和中央政权的认同。

　　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明确将县作为中国政治结构中最重要的层面，而一定程度地虚化省的地位，这就是所谓“虚省实县”。为了使省虚化，可以考虑设立更多的直辖市制度；为了使县实起来，要让县级政府与民众建立起有机联系，对人大制度做根本的变革，实现县人大代表直选，让他们代表民众来监督官员。至于行政官员的产生，则可以试行选拔与选举结合的方法：也即在党内选拔出若干县长候选人，再由公众从中选举县长人选。这个制度的前提是选拔必须是党内用民主方式选拔，不能由个别人说了算。

　　在设计县一级的政治制度的时候，建议考虑党政合一。由选拔和选举所产生的县长，中央政府应该有个像黄埔军校那样的机构，不断地培训他们，让他们和中央政府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县政的改革，其意义将远远超出县的范围。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政区序列中，中央和省一级的改革非常困难，乡镇一级改革的重要程度有限。因此我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唯一办法是从改革县政做起。■

　　萧功秦：再造“公民社会”

　　目前中国面临的诸多难题中，最急迫的是重建公民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多元化已经出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化由需要社会组织的多元化，但公民组织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始终没有跟上来，始终是滞后的。

　　整理·汪 伟(记者)

　　邓玉娇的行为当然是走投无路，如果她有一个很好的可以保护自己的方法，她为什么不用？在那个非常具体的环境里，这样的方法对她来说是遥不可及的。除此之外，她想不出办法来维护自己的生命和尊严。类似的还有刘某黄事件(6月15日，东莞民工刘某黄因为迟迟拿不到工伤赔偿试图自杀，被劝阻后，与工厂的台商高管发生冲突，持刀杀死二人、杀伤一人——编者)。这个事件是由于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渠道不畅通造成的。这样的事情看上去是偶然的，其实每天都在发生。不健全的制度必然造成非理性的现象，反过来又使得民众对他们抱有很深的同情。很多这方面的同情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情绪。这种情绪有可能引发一种愤青式的偏激，也有可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在“邓玉娇事件”中，同情的舆论力量起到了正面的制衡作用。和司法的独立一样，网络发达产生的民间独立的舆论的压力，它的正面意义在孙志刚事件中已经表现出来了。SARS事件能够得到比较合理的处置，也和网络的声音有关系，一直到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瓮安事件的暴露和“邓玉娇事件”，网络的正面意义绝对不能低估。但另一方面，因为民众从来缺乏宣泄的渠道与机会，在一个网络完全开放的形势下，非理性的声音有一个井喷时期。对政府来说这是一个考验：你有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来容忍这个井喷期，有没有那么大的魄力，在这个井喷期也能够不动摇地保持网络开放，度过这个难关？

　　不能说有这个井喷期就拒绝开放，你越拒绝就越严重。这个井喷期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能不能安然度过，不光是一个决心的问题，还要有非常高的技巧。

　　在应对网络舆论的过程中，政府行事公正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件事情你处理得很公正，你把事情原原本本、不加隐瞒地说出来，理性的声音就会成为主流。如果信息透明，当政者自己对自己执政的要求要高，没有理由认为网民是不讲道理的。从汶川地震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网民是很可爱的。尽管由于历史的遗存，网络上有负面的、情绪性的东西，但如果处理得很好，就会得到正面的结果——邓玉娇的事情，最近不是淡下来了吗？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不应该把网络上的愤青情绪无限放大，在网络上愤青情绪占很大比例，但不代表社会上的人都是愤青。因为理性的人大多愿意接受信息、获得信息，不愿意发表言论，他是“潜水派”；激进的人往往喜欢发言，称为“灌水派”。“灌水派”的意见未必能代表社会的主流意见，所以不要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不能因为这种假象而引起过度反应。这一点我感受很深。我周围的学生很多，他们都是网民，我接触下来，其中理性的占多数。

　　目前中国面临的诸多难题中，最急迫的是重建公民社会。从历史上来说，所有的国家、民族，古今中外，都存在中间的社会组织，民众在社会中间组织中受到规范，由这个中间组织来和官府进行谈判。在中国古代，有宗法组织，有士绅阶层，在近代有公民社会，有工会、农会、企业家协会，都有中间组织。中国当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中间组织都取消掉了，只有政府和民众的结合，没有公民社会，民众生活在一个政党的基层组织里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多元化已经出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化由需要社会组织的多元化，但公民组织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始终没有跟上来，始终是滞后的。一旦发生问题，政府面对的几乎就是一个一个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的个体。这种个体一旦受到某种力量的诱导，就会走向对抗。

　　这就是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情形。眼下一个有益的办法是让老百姓在社区当中获得民主的训练。老百姓在自己生活的环境当中，获得民主的经验，才能够在未来的直接选举当中，谨慎地使用自己的权力。不经过这一步，民粹主义的革命就会被创造出来。■